春秋战国幼儿游戏的发展趋势,1.春秋战国时期的特征及历史发展趋势

是历史的轨迹的推进，让人们的联系不断加强，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终各不相让形成了各自独成一派的局面。简要介绍一下：百家争鸣是发生在古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间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为了解决周朝末年（也就是春秋战国）的混乱，知识分子纷纷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以期改变世界——看上去制造了混乱的诸子百家，是为了解决混乱而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对农业的改变有哪些？

谈到对农业的变法，首先就得谈及春秋战国时代之前，当时农业的旧状况是什么。周人在推翻商人统治后，通过分封制，将籍田制推广到了整个天下。籍田制，大致就是后人所称的“井田制”。其模式就是将田划分成公田与私田：公田由农民共同耕种，其收获都归政府；私田则作为农民耕种公田的“报酬”，其收获都归劳动者个人。以籍田制为基础，周人进一步设计出了“乡遂制度”。

所谓“乡”，“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授；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所谓“遂”，“遂人掌邦之野，……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从“乡”的定义可知，在西周时期的籍田制下，邻里之间来往密切，不但互帮互助，彼此还互相担保。这种集体相处模式，就构成了最古老的“农村公社”：农忙时节时，集体“籍田”；农闲时，又集体进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等半军事化的狩猎活动；家中有小孩出生时，公社成员会集体前来庆贺；有人生病时，公社成员也会集体前来探望；年老体衰了，公社负责养老；老人去世，公社成员还会前来帮忙料理后事……。

这种人人平等、人人能自食其力的农村生产模式，相对于殷商时期的奴隶制，无疑具有其先进性。在周人反商的过程中，因为籍田制的巨大吸引力，商人奴隶纷纷投降周国，使得在牧野之战中周人以弱胜强，一举推翻了殷商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人的籍田制又是具备重大政治意义的基础经济制度。然而，无论籍田制曾经对周人的“革命事业”作出过多么重大的贡献，也无论籍田制的政治意义多么重大，长期运行之下，籍田制的固有缺陷暴露得越来越严重。

籍田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土地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因此，农民在公田上耕作时，往往懒懒散散，土地之利不能充分利用：不告诉农民农时，农民就假装不知；不告诉农民怎么做，农民们干脆就不作为。长此以往，导致了公田上的庄稼萎靡不振，而私田里的庄稼则是生机勃勃。落到这种地步，籍田制当然也就成为了鸡肋：籍田制下，缺乏竞争，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土地没有分配到个人，导致公私田产出的庄稼质量差距极大。

所以，到了西周中晚期，周王室也酝酿着大的改革。周宣王时期，就因为籍田制的弊端太大，在周王畿内彻底废除了籍田制。周宣王的改革，是将周王室的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分封地主及西周中后期逐步兴起的商人地主阶层，周王室只管征税。短期内，这种改革使得周王畿内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促进了周王畿内经济的发展。但长远来看，由于放弃了籍田制，底层农民的生活不再像过去一样有保障，中层很多不善于经营土地的分封地主也失去了以往的优越地位，造成周王畿内各阶层人心涣散，最终导致了周宣王的中兴不兴。

因此，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不过，周王室这次吃螃蟹，显然没获得成功。但是，周宣王的这次吃螃蟹之举，却为后来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农业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周王畿虽然已经对籍田制进行了变革，可是各诸侯国并没有跟随变革。但随着西周覆灭，天下大乱，诸侯国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对于籍田制进行变革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

进入春秋后，首先对本国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变革的诸侯国是齐国。齐国宰相管仲，本身是周穆王之后，对于周王室历次变革都研究透彻。因此，对于籍田制下，“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的弊端早就洞若观火。因此，管仲针对这一弊端，就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改革措施：将土地全部私有化到个人，改为收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采取不同的税率。

如此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土地生产者的积极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但是，齐国对农业的改革，似乎很不彻底。“相地而衰征”的模式，很可能只针对“野”之人，“国”中的土地，还是沿用籍田制。齐国这种二元制的土地模式，一直保持到春秋后期。春秋时代第二个对农业进行变革的诸侯国，是晋国。在韩原之战后，趁着晋国正笼罩在大败的阴影之下，吕诒甥推出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

“作爰田”改革，是将晋国公室土地完全私有化给“国人”，改为收税。这也相当于是废除了籍田制，其目的与管仲“相地而衰征”改革是一致的。但“作爰田”改革，明显更加彻底。春秋时期第三个对农业变革的诸侯国，是鲁国。鲁国因为长期面临齐国压力，在鲁宣公十五年进行了“初税亩”改革。所谓“初税亩”，就是在原有籍田制十分之的公田基础上，农民自家的私田再征十分之一的税收。

鲁国的改革，纯粹是提高税收比例，增加了底层民众的负担。所以，在鲁成公二年齐国战败将汶阳之田还给鲁国时，汶阳人一度拒绝回归鲁国。春秋时代第四个对农业进行变革的诸侯国，是郑国。公元前543年，子产上台执掌郑国国政，就推出了“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改革，也是将土地全部私有化后，改收赋税。改革之初，郑人都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

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后，却都称赞子产：“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足见子产改革的成功。进入战国时代后，在前人的众多改革经验教训下，改革也越来越彻底。各国在变法时，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农业改革。当然最为彻底的还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实力大大增强，并最终统一了天下。从此后，籍田制就成了历史，再也没能回到中国历史中。然而，一两百年后，土地私有化的弊病也充分暴露出来了：“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籍田制，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天地一望无垠，贫者无立锥之地。县邑内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西汉•董仲舒）正因为土地私有化后，土地兼并严重，往往富者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极大，阶层固化，以致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后世很多学者都想恢复籍田制：“古代的井田制虽然难以仓促实行，但也应该稍有恢复，应该限制人民占有土地的数额，将多余的补充给不足的，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

春秋战国时期是嫡长子继承，还是谁先抢到是谁的？为什么？

原则上是嫡长子继承制。周朝时宗法制得到全面的完善，最终确立了“立嫡立长不立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子继承制。但这个属于大原则，就是一般情况下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会按照这个原则进行顺位继承，但却不是绝对的。例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立庶不立嫡。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落，诸大夫掌握国家实际权力，互相之间长期攻伐兼并，最终出现智、韩、赵、魏四家争雄的局面。

四家当中智氏最强，面对咄咄逼人的智家，其余三家只能选择隐忍，伺机而动。这样的局势也直接影响到三家对家主继承人的确定。以赵国为例，起初确立的世子是嫡子伯鲁，但一代枭雄赵简子最终还是废伯鲁而立毋恤，赵毋恤的母亲是从妾还是狄人之女，赵毋恤应该是诸子中地位最低的庶子。因此不管立嫡还是立贵，立毋恤都是对宗法制的完全违背。

但当时赵氏的形式如此危急，只能立贤以应对，至于宗法制只能暂时放一边了。当然，赵毋恤即赵襄子因为是违礼而登大位，因此他背负的精神压力很大，他自己虽然也有五个儿子，但他死后却将大位传给了伯鲁的后代。二、武力夺取。这样的例子就多了，所以孔子才说春秋战国时代是“礼崩乐坏”。司马光用“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来形容。

晋文公。晋献公因听信骊姬的谗言，逼死了太子申生，逼走了公子重耳和夷吾。后来晋献公死后，晋国大将里克兵变，杀死骊姬的儿子奚齐，迎回公子夷吾，是为晋惠公。最后晋文公重耳在秦国和诸异姓家族的支持下，杀掉夷吾的儿子晋怀公，取得晋国政权。齐桓公。齐桓公晚年因为宠信佞臣易牙、开方、竖刁，在他病重时易牙等人假传旨意，堵塞宫门，隔绝内外沟通。

致使齐桓公最终被饿死。他的五个儿子互相攻伐，公子无亏最终也是靠武力取得政权。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的嫡长子是公子章，最初被立为太子。但赵武灵王后又因为耳根子软废了赵章，改立赵何，并且提前退位给赵何，就是赵惠王。赵武灵王退位后，开始怜悯赵章，又感觉赵章无论长相性格都很像自己，就不断的加大对赵章的支持，最终封赵章为代王，就是因为赵武灵王的摇摆不定，最终既害了赵章又害了自己，被赵惠王围困在沙丘宫，饿死。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为什么后面的朝代很难出现百家争鸣了？

要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百家争鸣。简要介绍一下：百家争鸣是发生在古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间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的“百”其实不是说有一百种思想和学派，而是一个虚词，据历史考据，百家主要的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次要的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

这场几千年前的思想盛宴奠定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基础，对今天的后人还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作用。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思维活跃、挥斥方遒，或关心形而上的政治去讨论君王应该如何治理天下，或把平生所学用于仕途搅动乾坤，或遁入逍遥游的宇宙间不受六道束缚，留下了许多令人心驰神往的典故传说。当今人们极尽溢美之辞来表示对那个年代的神往，我们称它为“黄金时代”、“轴心时代”，而让人遗憾的是它是“空前”的，亦是“绝后”的，在此后的几千年中我们再没有看到异彩纷呈的局面，似乎这是一种遗憾。

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为什么百家争鸣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因果，我们必须同时讨论，笔者在此斗胆做论，抛砖引玉。1.为什么百家争鸣是“空前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不能仅仅盯着百家的政治主张，认为百家争鸣就是不同的政见。百家争鸣的底层逻辑是“不同的哲学”。比如儒家、道家、墨家，这三者的区别绝不仅是口号不同，他们背后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大有区别，可以说百家争鸣可以被当成一次依托政治的哲学争辩。

我们知道，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之前，古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千年，已经发展出了相当高的人文水平。同一文化地理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最终凝聚成有地域性、阶级性的哲学。但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古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强，不同地区的却没有发生交流。是历史的轨迹的推进，让人们的联系不断加强，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终各不相让形成了各自独成一派的局面。

想象有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许多不同的树在生长，当某一天它们的树冠都足够大时，就必然触碰到了彼此，产生交流。百家就是树，而争鸣就是在春秋战国的大风中，树木们的一次推搡。此前，树都太小碰不到彼此，因此百家争鸣的“空前性”是历史的必然性。2.为什么百家争鸣是“绝后的”孔子说：这都怪礼崩乐坏，要克己复礼，赶紧恢复周初的旧礼，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等级里的人，都遵守自己的等级标准，不僭越，不逾矩，这样天下就会太平。

老子说：这都怪当官的瞎折腾，劳民伤财，祸害百姓。当官的应该无为，百姓自然幸福。墨子说：这都怪人人都爱自己，不爱别人。人人都应该兼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天下无不美好。韩非子说：这都怪法律不严。应该严刑峻法，我看谁还敢捣乱？列举的这几位，他们的设想、理念，单独拎到拿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他们发展了几千年也提不出来，却在古中国集齐了。

不得不说，这是人类史上最闪亮、最大量、最高密度的智慧光芒。然而要知道，这些后人看来的智慧光芒，在当时人看来，确是混乱、无序、颠倒、悖逆。为了解决周朝末年（也就是春秋战国）的混乱，知识分子纷纷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以期改变世界——看上去制造了混乱的诸子百家，是为了解决混乱而生的。从这一点而言，诸子百家就像练蛊练獒一样，在拼杀试炼之后，必然会有一家脱颖而出成为王者，而其他的则退居二线甚至就此消失。

如果秦朝没有进行文化统一，春秋战国时各地的区域文化会不会差异越来越大，最后分裂华夏这个文化共同体？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学习先秦史时也一直在思考。答案其实就在问题中：既然华夏是个文化共同体，历史背后有双巨手无论是借助秦还是楚，必然把中国推向统一。事实上，西周时各诸侯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因为自然地理、民族构成、政治制度、内外政策都有很大的差异，楚、齐的扩张和民族融合最为成功；进入春秋，总体是齐晋迭兴、楚与齐晋争霸、秦霸西戎，后期晋、楚各自扶植的吴、越相继兴起；而进入战国，随着三家分晋，秦国崛起已势不可挡，七国兼并战争进入白热化，中山、宋、鲁也灭亡了，天下重回一统已不可逆转。

秦并没有完成中国文化统一，只是确立了以三公九卿、郡县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制定了一系列保证统一的措施，十五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朝廷公卿还在费劲巴舍地画小篆，各地已在用各自六国文字写隶书了，所以汉字有很多异写，汉朝政令尚简嘛。因为秦本身是个军国政体，奴隶制还普遍存在，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专制，根本胜任不了君临天下的历史重任。

陈胜、吴广一举，烽火遍九州，秦朝两年多就化为历史烟云。天下共主竟是楚怀王熊心，两个杰出领袖仍是楚人：项羽和刘邦！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郭店楚墓竹简》、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书》来看，楚地不仅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而且儒家文化盛行于楚国中上层社会，甚至周王室典籍的影子还时有出现。

数十年来楚地出土的海量木牍、竹简、帛书蔚蔚大观，成为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那些修长、波曲的“凤文”在不断地昭示我们：这是一个经济发达，民尚自由，民族高度融合，文化极为活跃的土地。一个普通的亭长极好唱歌，一个习武的旧贵族也擅歌，《大风歌》、《垓下歌》都不过即兴之辞！那么这双巨手就是华夏文化。她远不止一套编钟、一把越王剑、一卷竹木那么简单，而是涵盖祖先崇拜、祭祀礼仪、血脉认同、天下观念、国家制度、生产作战等等一切要素的复杂系统。

也许齐楚晋秦的区域文化还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本于周礼，黄老、儒家思想事实已成为华夏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兼并战争带给人们无穷的苦难，诸侯割据已成为生产发展、地区交流、人员流动的巨大障碍。在黄老、儒家著作里，是没有诸侯国界限的，事实上统一天下早已成为稷下先生和诸子们的主要话题。或许儒家、法家对建立什么样的天下，尚有德治和法治的分歧，但对建立中央集权、消除战争隐患却是一致的。

这儿以齐国邹衍的阴阳学说为例，略作注脚。邹衍大体与孟子同时，见诸侯国奢侈淫靡不能尚德，以五德终始推演万物，劝谏为政者遵循仁义节俭、君臣六亲之礼，在齐、梁、赵、燕都得到了崇高的礼遇。其“中国”和“天下”观至今读来仍让人惊叹：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耳，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自有九州，天下有九州。中国外还有八州，合起来只能算天下的一州。九九八十一，赤县神州仅为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这说明“中国”的概念我们祖先早已有了，基本类同于“天下”，甚至在黄帝的“四至”中就萌生了。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秦朝的疆域不过是颛顼帝的“四至”！因此，周天子名义下的诸侯国仍是一家，《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很有说服力。很多学者喜欢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说成“国际关系”，我是极不赞成的。自黄帝开始，中国就是一家。一家兄弟打来打去，当然得结束，这就叫“分久必合”。那听谁的呢？当然是块头大的，由他当家。

但当家不能只靠拳头，还要以德服人。秦、楚都是拳头厉害的，楚人能以德服人，因为楚地有文化活力和融合性呀，如此而已。当然，最后组建的大家庭叫汉，以示跟打架的过去相决裂，皆大欢喜。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特性：同根共祖，天下一家；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干了好事的子孙都记得，搞窝里斗的遗臭万年。谢阅！欢迎关注@嘉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