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什么意思

时间：2022-07-16 21:33:45来源：整理作者：佚名投稿手机版

1，官家子弟是什么意思

家子弟意思就是比老百姓高一级，高人一等。在古代被誉为当过官的人家。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什么意思

2，官宦子弟什么意思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什么意思

3，古代官员动不动就辞官回乡靠什么生活

自隋唐中国创立科举后，这便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跟过去讲究门阀贵族出身不同，科举给了寒士平民同样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考取合格的成绩，就能够被录取，获得官职。鲤鱼跳龙门，就成为可能。科举对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图景。而且，随着时间发展，科举越加完善。各种防范作弊的措施被不断使用。考官不得参加家乡的监考。如果发现作弊，考官、考生都要连坐，甚至杀头。为了让更多人才被吸纳到科举途径中，对于那些有能力，但家境贫寒的秀才、举人们，朝廷还有各种补贴，甚至会直接发放路费，安排马车。但即便这样，考取科举，成为状元，真的不需要考虑到家庭贫富出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要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当然，历代科举的演进，各有差异。但到清朝时，科举发展较为成熟，选拔科举人才时，也更公平些。所以，我们把时间集中在清朝，采集的数据和引用的资料，也会以清朝为主。先来对比一下，清朝科举中的状元出身。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一共出现状元114名。因为考上状元，不代表仕途一帆风顺，能在史册留名。所以，只能在现有可考证的57名状元中，进行分析。在57名状元中，官宦子弟占据29名。非官宦子弟，包括读书人、商人、农民的后代，一共占28名。其中有几位，家境极为贫困。光绪三十年的状元刘春霖，年轻时为了考科举，只能白天务农，晚上抓紧读书。肚子饿没钱买东西，就偷邻居家的酱曲填饱肚子。乾隆时的状元王杰，八岁的时候，遇到父亲病逝，家境贫寒。王杰只能靠着给人抄写文件，当幕僚，才勉强度日，凑够考科举所需的费用。官宦家庭本来有更好的资源，可是从状元选拔的结果，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仍有机会。这符合科举公平取士的准则，当然，这并不代表，家庭出生对于科举的结果，完全没有影响。在当时，成为秀才是踏上科举的第一步。成为秀才以前，他们一般还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是送到蒙馆接受启蒙。当时五、六岁的孩子，如果条件允许，就会接受启蒙。到十二、三岁时，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科举考试内容。负责第一阶段的老师，被称为蒙师。负责第二阶段的老师，被称为经师。这些先生大多是参加过科举的人，他们精通科举，有一定学问。但是，要聘请先生教学，自然要给一定的报酬。那些名气越大的教书先生，往往需要的报酬就越多。即便是普通的教书先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按照《瑞安孙氏祠堂规约》记载，浙江瑞安孙氏祠堂聘请蒙师是30千钱，聘请经师是50千钱。各地情况自然不同，不够可以参考这一价格。即便这笔钱往往由宗族负担，但如果是较为贫穷的地区，家族也可能因财力不够无法负担，或者无法让更多人进入学习。而那些有钱的家族，则会在家中开设私塾，把老师请来教书。两相比较，双方接受的教育质量，确实有一定差异。从更大范围看，也符合这一情况。富裕地区确实比贫困地区，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这里可以为国库贡献三分之一以上的赋税。相应的，江南地区每次在科举榜单上，也常常可以占据一半以上的人才。因为当地重视文教，形成浓烈的风气。甚至出现了很多科举家族。他们依靠科举，长盛不衰。跟门阀贵族不同，依靠科举选拔人才后，想要让家族长久兴盛，就要长期投入。这种科举家族会把科举融入家风祖训，言行举止中。曾国藩家族就重视科举，曾国藩本人也曾说过：“不愿家族多显官，而愿多得秀才。”相比之下，当时很多偏远省份，不仅状元少，就连举人、秀才的数量，也不如那些富裕省份。还有一些富裕的家庭，遇到科举一些难以通过的门槛时，干脆直接花钱买官。科举的终点，本身就是为了获得官职。靠花钱买官，无疑是一条捷径。在过去，这也是获得官职的一个重要方式，受官方承认。当然，买官的费用，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即便科举提倡公正取士，但在实际情况下，因为贫富差距的情况，他们享受的教育，得到的机会，仍有区别。对于那些家境较差的人来说，他们只能依靠资质和勤奋来弥补这一不足。不过，即便家庭出身会影响科举，但不可否认，它仍是过去较为公正选取人才的方式。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脑洞外星人，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科举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较为公平的取才办法。科举出现于隋唐，成熟于明清，摆脱了过去以家世血统的选人标准，只要有能力，都有机会登上高位，获得官职。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鲤鱼跳龙门。在科举制度中，并非不可能。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有一个问题值得探究：家庭出身对科举，是否有影响？一个人如果出生于官宦家庭，父辈有人当官，他在考取科举时，会不会有优势？换句话说，科举能保证多大程度的公平。从科举历史看，隋唐时，科举只是为平民提供一条当官的途径。当时官员子弟并不以参加科举为荣。所以，双方不存在太大竞争关系。从宋朝开始，由皇帝从殿试亲自选拔人才，科举地位飙升，官员子弟开始热衷参加科举，并以考取科举为荣。所以，他们跟平民子弟之间，有直接竞争关系。朝廷为保证科举公平，开始采取各种不同措施，如防范科举作弊，裁抑大臣子弟等。宋朝初期，大臣中仍有不少是官宦子弟。到宋朝后期，平民出身的官员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越到后面的朝代，随着经验总结，在措施上也愈加完善，手法也愈加狠厉。即便到晚清时，官场贪墨严重，对维护科举依然十分重视。咸丰年间，一品大员柏俊接受16两白银的酬谢，遵循人情，调换试卷。这件事被查出后，柏俊与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被送到菜市口斩首。柏俊是咸丰爱臣，咸丰皇帝也曾有意留他性命，但遭到大臣反对。在清朝历史中，一品大员被杀并不多见，因科举被杀，可见维护科举公正在时人心中的地位。而在明、清时，科举制度可以尽力保证公正的情况下，官宦家庭出身仍有一些优势。科举虽在选拔人才时有固定标准，但科举之前的教育，对之后的考试结果，仍有很大影响。当时如果要参加科举，必须先通过童试，成为童生，到府州县学读书，才能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官宦家庭子弟的好处在于，他们容易获得较好的教育资源。而且，这些官宦家庭的父辈大多以科举出身为主。他们在科举、官场上都有经验，对后辈子弟而言，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然，这种优势也是有限的。因为过去宗族力量比较强大。如果家族中出现一个好的读书苗子，仍是有机会被培养成才。即便平民也是如此。只要能读书识字，在古代还是比较容易谋生的。当然，那些贫困家庭的学子，在求学路上，仍是困难重重。不过，过去在科举占有优势的，并非官宦家庭，而是科举家族。那些重视文教家风的家族，更有机会培养科举人才。除了教育差距，官宦家庭子弟，可以不用担心在出身问题受到太多审核。童生参加科举以前，需要填写籍贯和三代履历。这是为了证明考生的身份。过去每个县科举录取的名额有限，考核籍贯，主要是担心出现有人冒充异地考生，抢占当地考生名额的情况。而考核出身，则是过去朝廷希望能招到一些家世清白的人。因为科举是为了被选拔为官员。朝廷担心，如果选拔一些家世比较糟糕的人，会影响官员队伍的质量，玷污朝廷名器。过去规定，如果是三代以内有娼妓、官府衙役、军户、戏曲演员，都不能参加科举。虽然在具体情况下，不一定会执行那么严格，可一旦受到严格考核，便是一个把柄。不过，即便这样，在明、清时期，官宦出身跟非官宦出身的状元，仍可各占一半左右。所以，相对而言，科举还是比较公平的，两者之间的优势，仍是有限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那些高级官员子嗣，可以完全不用走科举这条路。按照清朝规例，京官四品以上，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都拥有一个送子嗣到国子监读书的名额。将来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走上仕途时，也是跟科举一样的正途出身，却不用经受科举的难度，更快获得官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是因为父亲缘故，获得荫生资格，只是经过简单的吏部考核，就能获得官职。后来又承袭爵位，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又是很大不同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脑洞外星人，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大部分辞官回到家以后，肯定是衣食用度不愁的，因为家里怎么也在任上已经买了田了。不说别的积蓄，单单几十亩田地，就足以过上古代的小康生活了。所以，只要不是骄奢淫逸的人，辞官以后，种种田，读读书，游山玩水，都没问题。比如明朝第一权臣张居正，曾经在考中进士，做了几年翰林院编修后，对朝廷里严党把持朝政和内阁里明争暗斗不满，于是告假回乡，隐居起来了。张居正隐居的这段时间，总共有三年多。大概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嘉靖三十六年。他本来野心极大，无奈严党当时势力正炽，自己又只是个没有实职的翰林，他寄希望的内阁次辅徐阶这时候又只会隐忍，而不敢轻易向严嵩发出挑战，所以张居正一气之下，找了个借口回到家乡江陵隐居，过起了田园生活。按照张居正的说法，他家里本来是非常贫穷的，他小时候过的是穷日子。张居正在自己的文集里曾说：“余少苦贫笃。”他辞官回家时，给徐阶上书，曾经说自己：“起自寒士。”总之一直在说自己多穷多穷。他的祖先张关保，是明太祖旗下的一个小兵，曾跟着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最后因战功封千户，子孙后代也可以世袭千户的爵位。但是到了张居正曾祖张诚这里，张诚是次子，没资格世袭千户，只能自己谋生。所以，张居正这一支就很贫穷，张居正的曾祖就带着自己的家人搬到江陵这个地方谋生。张诚生了三个儿子，次子叫张镇，是张居正的祖父。张居正的大爷爷张鉞善于理家，张家开始富起来了。可是，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个放浪的人，对家里不管不问，跑到藩王辽王家里做了护卫。所以张居正这一支还是很贫穷。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是个老秀才，从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张文明都没考中，最后只好放弃了。毕竟自己的儿子都比自己先考中，自己还考个屁啊。张文明曾经连续七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实在不适合这条道路，还好，他生了个好儿子张居正，是个神童。当然，虽然张居正口口声声说他从小受穷，可是，他家里仍然是有佣人，有奶妈。这说明，他家比普通老百姓要强得多。这都是因为他祖父的大哥，张鉞善于治家，而他的曾祖父张诚又特别希望家里出读书人，出科举人才。所以全家都对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爱护有加，花钱供他读书科举，张居正的曾祖对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异常宠爱，作为武人世家，出了张文明这个读书种子，全家自然非常高兴，并着意培养。到了张居正小时候，又表现出神童的征兆，因此，即便张居正的父祖都不能置产业，但是张家好歹还有个张鉞支撑。仆人有了，奶妈也有了。即便如此，张居正这一支仍然是过的不够好。因此张居正考中进士，做了翰林以后，花钱在老家买了几十亩地。他们这一支，总算有了点产业。在张居正辞官归隐的这三年多里，他就在老家这几十亩地上讨生活了。当然，张居正一介文人，怎么会懂得种地呢？他也是把田地包给附近的农户租种而已。这些田地，除了他自己占用了几亩，盖了一座小院子，种了一片竹子和树林，其他的都租给别人种，除了交朝廷的田赋，其他的收入都归了自己。在这三年间，他基本上谢绝客人，闭门读书。偶尔去辽王的府上宴饮，一方面是他的祖父曾在辽王府做护卫，有关系，另一方面是辽王喜欢吟诗作赋，而张居正是翰林出身，辽王正好找到了酬和的人。除了这些活动，张居正还曾经游山玩水。他到过武昌，到过衡山，到过长沙。对于没有野心，没有抱负的人，这样衣食无忧，游山玩水，耕读为乐的生活，自然是人生快事。但是张居正是有抱负的人。三年时间他就厌倦了，他内心终于又蠢蠢欲动了。他在民间，见到了老百姓的疾苦，也看到了朝廷的腐败，官吏的不作为，严党的横征暴敛。所以，他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重新投入了朝局的漩涡中。要为国为民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

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什么意思

4，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人的著述、书信、家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许与警示。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是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其次是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顺境也。”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曾国藩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习于侈靡，耽于逸乐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上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谙世途之险峻。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即痴”。这里所说的“愚”和“痴”，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意思。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学业精进。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以人际关系而言，“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而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平日里酒食应酬，嬉游征逐。“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曾国藩就这样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张英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只有“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机会。对“官宦子弟”的警示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荣，鼓励他们刻苦自律，奋起上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家世敦朴素，自入仕途，渐习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抑思盛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失祖宗节俭之风，致子孙饥寒之渐。”家长们反复强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子孙之贤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曾国藩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针对“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其中既倾注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势凌人”。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凌他人，结果难免身罹法网，追悔莫及。二曰不可“耽于逸乐，习于奢华”。纨绔成习，放荡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终生。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在“规益之言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公门，左右词讼，“凡大员之家，无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五曰要“仗义疏财”。戒挥霍资产，但并非一味聚敛。“钱财盈丰，千仓万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奴耳”。所以对于穷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其他善举，量力而行。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张英就说过：“但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汪辉祖讲得就更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家长不放纵，子弟们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德之基”。到这里，就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张履祥说：“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道咸时期官员觉罗乌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不肖子孙，助其骄淫，其败尤速。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庶几可久。”曾国藩讲得更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作者简介：李文海，193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李文海）

文章TAG：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什么意思官宦子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