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牢战争
部落冲突
like the word melancholy
are l
地牢猎手，艾若迪亚RPG的也不错，回味游戏也不错啊例如旋风快打，三国志都是以前小时候玩的! 太鼓达人，剪纽扣(玩的时候有点蛋疼)，指尖赛车，切鸟，卡利戈猎人(有点类似地下城勇士)
前期基本只带3个符文(鲜血 铁锈 三位一体)提高下经验。
建议先通关，条件允许时可以去打隐藏关，过关可以得到500颗宝石。
先说一下这个不是全关卡攻略，因为有些比较简单，为了节省空间就没说。
攻略有的是写第一次打，等级不够怎么处理，有的是说后期6符文布局。
第1关 第一滴血
30只青蛙成就
10符文开局布置
前期打6符文基本就带这些 都是15级以上，主动用火蜥蜴。
符文1-30 是 鲜血 收割 城堡 定锚 虚无 狂热。
后期看具体阵容调整。
开局在单行道堵口后放火蜥蜴 ，之后在敌人经过但距离召唤物4.5格的位子补一些电流。
漏怪就用箱子砸死
还行！可以玩不少游戏！极品飞车，现代战争，真实赛车，叛逆连队，植物大战僵尸，地牢猎手，跑跑卡丁车等大型游戏都可以玩！我的联想p700i装了极品飞车，植物大战僵尸，地牢猎手等几个游戏！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助你！
尖叫回音无线模式
符文选择：
符文，除了定锚，纯净，三位一体，其他全带
开局
先把中间的深渊之握做出来，这是之后的主要金币来源，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
然后摆三个推推，第一个推推直接升到满级，地上铺减速，开局在最前面放两个就够了，不过都要升级，最好升到三级然后最后面两个箱子堵住中下两条路，还有钱的话深渊之握左右可以各摆个钩子。
前期就是升级减速带，漏怪就往后面摆钩子清，然后推推后面第一个旋刃陷阱我记得挺重要的，要早点出然后直接点满。
还有深渊之握只要做我图里那三个，其他地方赚不到什么钱的，等到你四个推推有两个满级，减速带也都三级了，就只要安逸的等着收钱，然后开始为后期做准备了。
后期就这个感觉，我那个时候全陷阱就一个巫术没出，所以摆的时候没考虑巫术，左边那两个黑洞我忘说了，出第三个深渊之握的时候再摆出来，就靠它们赚钱的。
然后推推后面地上就我图里这种感觉一减速+一旋刃铺过去，钩子铺满，从左往后全部升到双头蛇，后期清怪就靠他了，然后看到推推后面第一个箱子了吗，升满级，然后上面放冰霜，一样的铺一排过去，注意冰霜一定要升冻住怪物两秒，不要升加伤害，所有伤害型陷阱后期都是垃圾，像闪电火焰这种怪血条都不动的，弩箭这种打过去血条就动一下的，真的是伤害型陷阱全废，只能靠岩浆杀怪，然后推推和弹簧后期也是推不动怪的，所以弹簧也不要带。
注意怪物100波往后连负面状态效果都大打折扣了，比如冰霜的8秒减速，实际只有2秒左右。
cut the rope、the king of fighters、现代战争1.2.3、fifa11、fifa12、amazing breaker、angry birds、NOVA2、无尽之剑2、nba2k12
好玩的游戏都是收费的，建议破解，或者自己去看一下降价限免.
《地牢守护者》《地牢猎手2》《不朽的神迹》《狂怒》《无尽之剑》《现代战争2》《鬼泣4》《叛逆连队2》《街头霸王4》《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极品飞车》《NOVA2》《孤侠魅影》《星际前线》《蜘蛛侠》基本都是大作和耐玩的游戏，希望喜欢~
天蝎座守护神——冥王哈迪斯（Hades）
简介
哈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冥神，朱庇特的哥哥。与朱庇特相比，哈迪斯要有定力得多，也深沉得多。像朱庇特这样无所不能的神站在哈迪斯面前也会觉得压抑。由于来自于冥界，所以哈迪斯在举手投足间自然散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权威气息，好像一切都尽在掌握，惹恼他的后果就是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哈迪斯的故事
【哈迪斯的谋略】
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将特洛伊城团团围住，但却始终不能攻进城池，战事一度陷入僵局。一天晚上，哈迪斯托梦给希腊军队的预言家卡尔卡斯，梦的内容是一只老鹰在追逐一只兔子，但兔子跳进了石缝中躲了起来，于是老鹰藏在草丛中静静等待着。过了良久，兔子以为老鹰跑了，刚跳出来就被守候在一旁的老鹰抓个正着。随后，梦境中又出现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卡尔卡斯醒了以后，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将军奥德修斯，并献上木马计，最终特洛伊人败在木马计之下。
【专情又无情哈迪斯】
冰雪女神典伊深爱着哈迪斯，后者的深沉与冷峻在她的眼中具有着无穷的魅力。在哈迪斯被迫离开奥林匹斯山后，典伊心甘情愿地放弃光明的世界，而选择了黑暗的冥府。她也是惟一一个从始至终都倾情于哈迪斯的女神，她一直默默地陪伴在冥王左右，渴望哈迪斯对她的垂青。但是哈迪斯爱上的却是纯洁善良的佩尔塞弗涅，甚至为了她不惜触怒了财神克瑞斯。伤心欲绝的典伊这才向哈迪斯表白心意，但是遭到了哈迪斯的断然拒绝。绝望中的典伊转身离开了冥府，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希望哈迪斯能够出言挽留，但是冷酷无情的哈迪斯自始至终没有回头，或许在他的心早已给了佩尔塞弗涅，根本容不下其他人。
哈迪斯的宝物
【双叉戟】
传说中哈迪斯的双叉戟能够勾魂夺魄，具有黑暗力量的保护，可以粉碎任何前进道路中遇到的障碍。
哈迪斯在西方
哈迪斯的形象通常是坐在四匹黑马拉的战车里，手持双叉戟，无论前面有任何障碍他都能铲除，可谓所向披靡、所向无敌。在西方，一般将哈迪斯作为金融投资业之神，其冷静内敛、坚忍执着以及那一击必杀的磅礴气势为大众所敬仰。人们通过敬拜哈迪斯来渴望得到运筹帷幄的统筹力以及对于稍纵即逝的商机的把握能力。
商场如战场，有战争就必定有死亡，所以商业竞争的尔虞我诈、你死我亡当中，哈迪斯就代表了对于一切的统治——对手的生死全在自己的手中。
天蝎座Scorpio 10.24-11.22
天蝎座是黄道十二星座中星体最集中的星座，非常明亮夺目。它可谓是十二星座中最名实相符的星座。整个星群的形状与蝎子非常神似，其中一颗最明亮的星体，恰恰位于蝎子的胸部，故被称为“天蝎之心”。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正好把天蝎座α星划在二十八宿的心宿里，叫做“心宿二”。在这点上，东西方的文化取得了某种神思上的融合，怎能不令人击掌称妙？
天蝎座的性格特点：强烈，抗压，顽强，坚韧，矛盾，多疑，善妒，难以理解。
天蝎座所主宰的身体部位：生殖器官、排泄器官、泌尿生殖系统。
保罗艾伦今天走了
这位微软的联合创始人
这位开启个人电脑时代的人/开拓者老板/NFL海鹰队投资人/商业、慈善和体育领域的终极开拓者
离开了这个世界
@Paul Allen 的推特主页
留下了一张不再更换的壁纸
保罗艾伦推特主页
一头他心爱的非洲象...
作为世界知名的大象保护者
保罗与他的科技公司vulcan
发誓要在非洲大草原上和偷猎者们进行战斗
保罗艾伦与大象无边界保护组织
“我们了解到的状况也非常令人堪忧。意识到大象数量在剧减后，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我们所有人必须联合起来，确保为这一标志性物种提供保护。”
-保罗艾伦
关于这场象牙保护之战，大象推荐一部纪录片给你。
来自保罗艾伦与他的vulcan投资拍摄的《象牙游戏》，讲述这批动物保护者，如何用超人的科技与勇气，扭转非洲大陆这一古老生物的命运走向
"
难道我们这一代 真的要让陆地上 最大的哺乳动物消失吗？ 非洲大象的消失 是人性的渐渐沦丧 接下来呢 犀牛消失了 长颈鹿消失了 狮子消失了 …
然后突然间 我们的世界一无所有 没有野生动物 只剩人类
"
-《象牙游戏》
山谷里传来一阵枪声，那是经过改装的AK47S，当地军队迅速集结，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战争，但不是关于人类的。
这是一场关于“象牙”的战争。
来自Netflix出品的《The IVORY GAME》讲述了一场关于大象与人类的生死战。
01
大象公墓
由于象牙在黑市价格的一路飙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盗猎者”这一非法行当。大象的数量持续锐减，片头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过去5年，超过15万头大象死于象牙盗猎”
“如果象牙交易持续下去，非洲象会在15年内灭绝”
"由于非洲中西部地区的大象几乎被屠杀殆尽，大屠杀开始向非洲东南部蔓延"。这些不断传来枪声的山谷，来自肯尼亚南部地区“坦桑尼亚”。
当地军队将枪口直指“西泰尼”，那个猎杀大象的恶魔。
据情报得知，西泰尼麾下共配50把定制AK-47S，1000发特制子弹，一发就足以击毙一头大象。
山谷那头又传来枪声，军队火速赶往。
这次肯尼亚军队还是来晚了一步。
留给他们的，是一座大象坟场。
捕猎象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最致命的是，商人乐意看到大象减少，这样才能哄抬物价。
直到灭绝。
02
挺身而出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坐视不管。
一位29岁的中国小伙，决定卧底非洲，冒死揭露血腥的象牙交易。
他的名字叫黄泓翔，他的中国面孔成为了伪装调查的最好掩护。（中国当时仍是象牙交易最大的市场之一）
从肯尼亚，到河内、香港。他一路拿到了大量非法象牙的售卖证据。
03
陷入死局
可是盗猎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这位64岁的老人，也是盗猎者一员。为了200美元，扛起高过自己的长枪，猎杀大象。
更难以平息的是当地人的怒火，由于缺乏护栏通道等设施引导，象群经常踩踏本地的庄稼作物。
除非本地军队介入，不然一场村民与大象的战争难以避免。
西泰尼为首的猎象组织更加猖狂，更要命的是，通过象牙换取的黑钱，将会流入圣战的账本，滋生****势力。
商人们依旧明晃晃的炫耀着象牙，巴望着价格越走越高。
这成了一个以卵击石的局面。
象牙的保护陷入僵局。
04
一丝曙光
经过长达三年的追踪，肯尼亚军方抓到了杀手“西泰尼”。
大象杀手的落网，连同供出了一批国际上游供应商，买家。
黄泓翔等一批调查员的搏命探访，获得了一手宝贵资料。
村民与大象的矛盾也在逐渐解决，保罗艾伦的大象保护团队铺设了大批监测系统，新加入的护栏与象道，能让非洲当地与大象和谐相处。
这场关于象牙的战争，还只是个开始...
除了投拍这部纪录片，保罗-艾伦 (Paul G. Allen) 创立的 Vulcan Inc.也于2016年公布了非洲大象调查 -- 大象普查 (Great Elephant Census) 的结果：
2007年至2014年期间，大象数量减少30%（相当于144,000头大象）。 主要受非法狩猎的影响，当前的年度减少率为8%。下降速度较2007年至2014年加快。
在调查的18个国家中，共统计了352,271头大象，至少占这些国家大象总数量的93%。 在统计的大象数量中，84%分布在合法保护区，16%分布在非保护区。然而，在很多保护区内发现了大量大象尸体，这表明生活在保护和非保护园区内大象都在面临生存考验。
这也是迄今为止公布的有史以来的首项泛非洲大象调查。
2016年7月，美国全面禁止象牙交易
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
“但是与此同时，几乎每15分钟就有一头大象殒命”。
斗争仍在继续。
保罗艾伦走了，但由他主导开发的大象保护系统依旧遍布非洲，保护象群免遭盗猎者的侵袭。
我们都深爱着大象这一古老又充满智慧的生物，它们超凡的记忆力，它们彼此间亲密的联系，希望我们的子孙，还能一睹它们庄严神圣的风采。
我们爱大象
(⊙_⊙)
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分享我局了(⊙v⊙)
NO.391-天主教在中国
作者：焦叔、猫斯图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白鸥
邯郸市大名县有一座天主教宠爱之母大堂，这是一座钟楼和礼拜堂一体的哥特式教堂。
教堂大堂
这座教堂自2民国七年始建，民国十年（1921年）建成。除砖瓦木石由国内筹备外，青铜像、浮雕、石膏像、油画像，蜡树、管风琴、大钟表、门窗彩色玻璃等，皆按教堂设计规格由法国定做，当年能超越它的就只有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教堂的修建和装潢在当年，可是河北的一件大事。
旧照
但几经破坏，教堂其实已经相当破败，和当年的身份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座教堂的起伏命运，其实是中国天主教传播的一个缩影。天主教几百年来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伴随着各国政治势力的斗争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课题。宗教复兴在转型社会中是普遍现象，而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这个问题。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跌宕时代。
禁教与传教
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但一直到了明清两代才开始大规模传播。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传教的目的和政治总是脱不开干系，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出土的唐朝西方传教士像
17世纪末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高峰期，但是这时天主教内部爆发了关于当年利玛窦“本土化”的传教方式的巨大争论。
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基督徒能否参加祭祖、祭孔仪式。二是能否用“天”“上帝”等非音译的词称呼造物主。
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明）
最初在华传教士多为耶稣会成员，而耶稣会成员多赞成利玛窦的观点，也就是允许中国人在保留原有祖先崇拜和传统神明称呼的情况下成为基督徒。早在1582年，第一个取得内地居留权的传教士罗明坚就把融合中国文化作为传教的一种媒介。
利玛窦的入乡随俗
但1630年前后到达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此保留巨大异议。由于其他修会的涉入，“礼仪之争”逐渐复杂化。反对者认为祭孔、祭祖是偶像崇拜，应该被禁止。
为此双方纷纷派人向教宗申辩。明面上是路线之争，实际是新入华的修会试图取代耶稣会的在华地位和利益。
1645年，教宗英诺森十世，在听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报告后，批评耶稣会。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在听了耶稣会的报告后，提出“不能对无数的中国人关上拯救的大门”的口号，应以宽容、理解为传教的基础。1669年，教宗克莱芒九世强调“根据在具体问题中所阐述的形势而行”。
一张名画
欧洲绘画史上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肖像作之一
教皇英诺森十世像
简单来说，就是各位教宗的意见也不统一，以至于最后一位只能和稀泥。中国土地上的传教士只得自己决定该怎么办。
“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文化冲突导致教案也接连发生。民间震动如此剧烈对于深居京城的皇帝也是一种触动。康熙皇帝对这件事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表示传教应在尊重中国习俗的情况下完成。
康熙与耶稣会的天文学家
于是1700年，在耶稣会的请求下，康熙对“敬天、尊孔、祭祖”做了明确解释与答复。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对教廷的正式外交宣言，希望中国人的习俗得到教廷的尊重和认可。
没想到1704年，教宗格肋孟对中国教徒规定7条禁令，并于1705年12月派遣特使以通好为由监督执行教廷决议。这就使教廷内部的争论上升为教廷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立。
教宗格肋孟
康熙认为教廷的禁令严重挑战了自己的权威，威胁到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以绝后患，他于1717年下令“禁教”。梵蒂冈的态度也不含糊，教宗本笃十四重申格肋孟十一世的禁令，礼仪之争以双方关系破裂结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冰点。
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刚刚发展起来的天主教遭遇灭顶之灾。但这也促使在华的传教士首次意识到天主教本土化的必然性。
失败的本土化运动
随着大量的传教士被派往各省，远离了京城也就远离了中央精英阶层，传教的策略必然要发生一系列改变。
既然教宗不允许在官方层面完成本土化，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尝试建立“农村根据地”，悄悄地用深入群众的方式由下而上地传播宗教。
上山下乡把教传
来自《沉默》
天主教会有着各国政府的背景，传教士作为各国公民在中国有着优越的超国民身份。这两个优越的条件，让传教士们生出了利用特权吸引老百姓的念头。
在中国农村的司法争讼中，地方士绅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特权阶层，这使得村民处于弱势地位。而教士帮助下的诉讼往往使地方部门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村民成为教徒后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厉害了
这一次的传播策略起到了效果，天主教在农村发展的很快，经常出现整个家族或者整个村一起入教。但是这些人以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化者为主，入教常常是因为传统的生计断绝，想换一个生活方式看看。没想到外国传教士的特权非常管用，教民很轻松就保障了自己的权益，有了某种对抗乡绅阶级的能力。
利玛窦会喜欢这种方式么？
图为利玛窦墓碑
士绅作为社区领袖既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又有维护传统伦理文化的权力。教会势力的介入对原有政治生态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在打击教会势力时，总是能看到士绅阶层的身影。那些教会拐卖儿童，吃人等谣言也多是由他们传播。
另一方面，教民拥有的特权很容易被滥用。成为教徒的村民很快开始欺压其他的村民，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教会引火烧身，陷入了地方冲突，致使教案频发。这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蜜汁自信挡不住坚船利炮
同样因为天主教依赖不平等条约保障自己在华利益的原因，导致传教士无法与殖民主义脱离关系，所以天主教往往在中国爱国主义运动中遭受冲击。除了“义和团”运动之外，五四运动也波及到天主教。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对天主教传教的反感往往来源于此。
义和团团民
一些著名的天主教人士，如雷明远、马相伯等，愤然批判中国天主教的殖民性质，明确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要求中国天主教实行教会自治。
马相伯像
一开始还在特权中大力传播的天主教，在这两个矛盾的叠加下变成了中国民间人人喊打的对象。传教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变革以求生存
天主教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中不得不主动做出变革。
首先是放弃原有的诉讼传教方式，避免涉足中国人的法律纷争。
曾经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号称“一个成功的案子比任何布道都管用”。但是诉讼传教法带来的严重副作用让教会不得不慎重考虑其价值。
1908年，梵蒂冈教会重申禁令，禁止传教士随意介入中国教徒的争讼，且禁止教会和传教士介入政治与外交活动。这也就从根本上减少了普通民众对教民特权者的仇恨，缓解了民间对传教活动的仇恨。
第二，是对入教者严格审查，净化教徒队伍。
早期加入天主教的教友很多是地方上穷极无赖的民众，觊觎教会的特权才选择信教。这样的人对宗教的理解有限，不仅不能让教会传播福音的意图实现，反而会砸了教会的招牌。此后教会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地方上有正面名声的民众传教，改良了教会的印象。
地方上的低素质特权群体
对组织形象是极大的伤害
（来自《抓壮丁》）
第三，教会开始更加注重文化传教和慈善传教。
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说：“福传最有效的方法有三：学校、刊物和慈善事业。”于是各天主教地方机构纷纷建设中、高等学府。
1903年上海建立震旦大学，1920年天津建立天津工商大学，1925年北京建立辅仁大学，均为教会创办。慈善事业很好地树立了教会的形象，加速了本地化进程，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成功传播了宗教思想。
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大学
第四，争取直接与中国建交，摆脱保教权的负面影响。
当时法国接替葡萄牙，获取了中国的保教权。但是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中法两国关系极为紧张，法国人保护下的天主教形象也显得丑恶。教宗一直试图脱离法国的影响，让传教以独立形象出现。只可惜，在法国的极力阻挠下，教宗试图与中国直接建交的过程失败了。
1885年2月13日法军攻占谅山
这锅确实轮不到教会来背
最后，是实行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政策。
为了不与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相抵触，天主教会解禁了一系列传统的宗教仪规。先吸纳教民，然后再在传教过程中渐渐让教徒放弃原有的宗教残留。这样，就逐渐让很多信奉儒学和崇拜祖先的中国人进入了天主教队伍。
马来西亚华人家中的神案，
墙上悬挂着的是西方三圣的画像，
神案中央摆设观世音菩萨与金童玉女的塑像，
两侧分别是沙迪亚·赛巴巴上师的肖像和祖先牌位
经过这一系列改变，天主教传教活动才在中国的土地上稳定发展起来。后来尽管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引发的动荡年代，天主教会在中国毕竟还是站住了脚跟。
国企改制后社会秩序被重建，剧烈的社会动荡后意识形态真空以及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使人们走向了宗教。天主教也算终于挺了过来，走上了新的扩张轨道。
回顾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外部宗教的传播自有其逻辑。为了抵消文化和原有政治势力的排斥，传教必须进行本土化的变革，在保留内核的情况下尽可能去贴合当地民众的需求，而不是相反。
这个结论对几乎一切精神文明成果都成立。
据说地球人民都关注分享我局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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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虎嗅注：贸易战并非全球化和二十一世纪的独有产物，其背后是经济、政治的考量与争斗，在18世纪，这种夹杂着政治经济冲突的现象，被称为“贸易的猜忌”。从300年前至今，“政治逻辑对经济逻辑的不当压制”背后推动力都惊人相似：反对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并不仅仅来自商人阶级，事实上新兴工人阶级也表达了强烈的贸易的猜忌。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号《读书》杂志，已授权虎嗅转载发布，小标题有微调。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头图 视觉中国
文 | 霍伟岸
一波三折的贸易争端以及日益迫近的贸易战威胁，只是人类在商业社会时代频频上演的、换演员不换剧本的一出经典政经大戏，如今这一幕之所以看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我们自己也碰巧成为主角之一。其实大约从十七世纪起，这种因贸易利益纠纷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政治冲突，其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复杂纠缠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叫作“贸易的猜忌”。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lknap Press, 2010
贸易的猜忌：政治逻辑对经济逻辑的不当压制
“贸易的猜忌”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特万·洪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主标题。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并迅速流行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一个大趋势到十八世纪已经变得很显明，那就是国际贸易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一方面，贸易遵循的逻辑是互惠基础上的盈利，这个逻辑决定了贸易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势必要扩展到全球市场，因此，贸易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猜忌遵循的逻辑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也可以说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不同个体间的深刻疑惧，这个逻辑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国界以内的利益在整体上完全优先于国界以外的利益，因此，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行动。
17~18世纪，为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战争。图为1667年，荷兰进攻英国梅德韦（国家海事博物馆藏，来源：collections.rmg.co.uk）
当休谟把这看起来充满张力的两重含义凝结在同一个语词结构之中时，他首先传达了一种批评的意味，贸易的猜忌代表了政治逻辑对经济逻辑的不当压制。休谟实际上认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别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是一种“狭隘的、有害的观点”，他坚信各国君主和大臣们如果把消极的贸易猜忌转化为积极的经济竞争，那么将会创造一个共赢的繁荣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对战争和商业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不能理解“猜忌”宰制“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洪特指出，事实上，对于贸易之猜忌的两重逻辑间的紧张关系，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论者往往倾向于选边站队，坚持经济逻辑优先的人坚信商业和平论的自由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破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论者；而坚持政治逻辑优先的人则坚信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至上的现实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各种热衷于贸易战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这两种依据单一逻辑构建的理想型理论以及经由相应理论剪裁而成的“隧道历史”，却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地带，亦即“贸易的猜忌的天然家园”，而且，他们那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做法，也使我们无法对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究。洪特认为，与其后两个世纪的论者相比，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反而能够更好地把严谨的概念与严格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隧道历史”的单向度见解，从而揭示出“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十七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
因此，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来说，回到十八世纪才是更好的选择。
亚当·斯密（1723~1790，来源：www.nationalgalleries.org）
洪特当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在贸易猜忌的问题上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争论模式，这样我们就不必盲目地、经常是低水平地重复提出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深入讨论的类似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经济困境的理论意义。
“贸易的猜忌”的谱系
年近六旬，洪特出版了其第一部专著，书名就叫《贸易的猜忌》，由作者于一九八三至一九九四年间发表的七篇主题相关的论文汇编而成。洪特为这本书专门撰写了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导论，占全书正文部分的近三分之一，单是这篇导论本身已经接近一本小规模专著的篇幅。这篇导论不仅简要介绍了书中所收七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回应了批评意见，并用新资料进一步澄清了原来的论点，相当于是对原有研究的更新和拓展，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导论还提供了“贸易的猜忌”的谱系学。
洪特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通过对内贸易自由化和对外发动商业战争的方式，不仅使贸易成为法国的国家事务，而且也使贸易完全受制于国家理性。可以说，路易十四把军事和商业侵略结合起来的做法，提供了贸易猜忌的最初模式。贸易与战争这两种本来背道而驰的逻辑以一种腐化的方式被连接起来，贸易成为国家之间生存之战和荣誉之战的主战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经济、政治、军事手段可以综合加以运用。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凡尔赛宫藏，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在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全面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有识之士不仅对路易十四的遗产提出了诸多批评，而且也拿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替代方案。
其一是圣皮埃尔神父的永久和平计划，这是一个类似于当代“欧洲联盟”一样的大胆设想，一旦实现，那么从前的国际贸易就会转化为内部市场贸易，由国家理性带来的对贸易的扭曲性影响，也就一劳永逸地得以消除。
其二是可以被统称为“新柯尔贝主义”的各种思想。它们总体上肯定柯尔贝主义的国内政策方面，也就是国家要尽力促进国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国际政治方面，从路易十四追求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冒险政策转向强调以势力均衡来限制好战的冲动和国家理性的滥用，并且格外重视把经济势力均衡作为军事势力均衡的关键指标。
柯尔贝使战争的国内经济准备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新柯尔贝主义同样强调国家经济实力的军事意义，只是放弃了柯尔贝主义的对外军事扩张。
1673年的特塞尔海战中，英法联合舰队与荷兰舰队交战（国家海事博物馆藏，来源：collections.rmg.co.uk）
贸易猜忌的历史谱系为我们理解正文的七篇文章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智识语境。洪特著作的主体部分围绕着三个高度相关的主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题为“自然自由与全球竞争”，包含三篇论文，讨论了十八世纪诞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商业社会性）、主要问题（现代商业国家的二元结构及其引发的贸易的猜忌），以及典型解决思路（由“富国—穷国”之辩所激发，并对后世思想家如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特指出，商业社会性是一种基于相互交换的效用的次级自然社会性，它构成了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洪特对商业社会性在构造现代政治理论方面的重要性的深入探讨，使我们明确了霍布斯理论的前现代性质，因为霍布斯完全拒绝承认商业社会性在解释政治起源方面有任何作用。是普芬多夫利用霍布斯的方法论，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概念，创造了商业社会性的范畴，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和改造了普芬多夫的思想遗产。
现代商业国家在政治上边界封闭，在商业上边界开放，斯密指出，这样一种二元结构实体的命运取决于市场能否实现自由定价，这就要求不仅要有自由的国内市场，而且要有自由的全球市场。但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性在贸易领域的延伸，使各个国家对别国的贸易繁荣充满嫉妒和愤恨，把他国所得视为己国所失，这种贸易的猜忌又在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本国商人的煽风点火之下进一步升级为民族仇恨。洪特敏锐地看到，斯密“从来没有低估作为军事竞争对手的国家间如何进行贸易这个十足的难题。他希望，低价格、高就业、自由贸易和足够的国家安全可以同时成为可能”。这就需要从作为消费者共同体的国家的立场出发，对国家政治实施重要的经济上的限制。
位于伦敦伯灵顿公园的亚当·斯密雕像（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不过，反对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并不仅仅来自商人阶级，事实上新兴工人阶级也表达了强烈的贸易的猜忌（与今天何其相似），这是因为全球自由贸易依其内在逻辑就会要求工业向低工资国家（穷国）转移，这自然会对高工资国家（富国）的工人阶级利益造成冲击。
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富国—穷国”的大辩论。在辩论中，休谟提出富国的财富增长会因其工资水平的上升而遭遇天花板，因为穷国的低价倾销战略将会抢走富国的生意，贸易全球化的后果是，低工资的亚洲国家将会接管欧洲经济。但休谟并不认为富国一定会因此遭遇经济衰退，只要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本，“保持灵活的专业化和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能力”，富国也可以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
斯密也密切关注了有关问题，他看到富国经济增长会自动遭遇上限的观点有可能激起富国对穷国的贸易的猜忌，进而引发战争，为了消除这种危险，他雄辩地论证了富国的劳动力昂贵和产品便宜可以并存的观点。从劳动分工理论出发，斯密强调富国只要能一直保持高劳动生产率，就不必担心其富足会有终末之期。
全书第二部分题为“改革与转型的悖论”，同样由三篇论文组成。所谓改革，主要是指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两项核心议题：财政革命和农业改革。当贸易成为国家事务后，这两项改革由于事关一国在战争中的生死成败，因此也引发了国家政体的重大转型。
战时财政问题恰恰是使贸易成为国家事务的最初契机。十八世纪的财政革命是以国家向人民（主要是商人或资本家）发行国债来筹措战争资金的方式展开的。休谟对这种财政革命给欧洲自由带来的巨大威胁感到忧心忡忡。但洪特指出，休谟批评的对象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作为一个新利益集团的资本家。这些人投资于为战争融资的国债，其投资收益与国家利益很可能大相径庭，导致他们要么会煽动无谓的战争，要么会故意阻挠必要的自卫战争。因此，财政革命的结果可能是国家完全丧失独立自主地位，实际上陷入其债权人的控制。
面对这种财政专制的可怕前景，休谟建议由政府宣布自愿破产，也就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再偿还资本家的借款，从而重新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由国家理性引发的争霸战争催生了国债的财政革命，而财政革命本身——如果按照休谟建议的方式——又将以国家理性的方式宣告终结，从而形成了一个悖论式的循环。
英国银行（绘于1730年，来源：www.british-history.ac.uk）
财政革命使新兴商业国家可以放弃为战争储备大量现金的传统做法，但是在斯密看来，关于粮食的自由贸易限制，仍然极大地约束了一个国家的财富能力和战争能力。斯密认为：饥荒极少是因为自然原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管制型经济带来的恶果，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农产品市场完全自由化。面对权利话语对必需品市场的宰制，以及共和主义的平等主义对私有制和市场贫富分化的批评，斯密强调商业社会可以使其经济上的显著不平等得到有力的辩护，因为商业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也比非商业社会的富裕阶层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但是斯密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农产品领域从管制型经济到自由贸易的转型，虽然从长期来看会让所有人受益匪浅，但在转型初期有可能使穷人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因此，斯密并没有像重农学派那样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农业自由贸易，而是充分考虑了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改革应当是渐进的，如果确有急需的情况出现，那么这种迫切的需要可以暂时压倒私有产权，但最终而言，自由市场才是贫困和失业的根本解决之道。
在洪特看来，农业改革问题有助于我们发现斯密的政治学的性质。斯密的政治学坚持一种自然演化论的思想，反对像重农学派那样用自然法思想来设计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从斯密的历史四阶段论（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商业社会）来看，欧洲的历史进程非同寻常，是一种“非自然和倒退”次序的发展，因为欧洲经济始于远途贸易，历时近千年后才有了生产性农业。
虽然这个演进的次序不符合“富裕的自然进步”理论，但在现实中却运转有效，而且斯密也富于启发性地解释了欧洲商业的发展（始于贵族对奢侈品的追求）如何一步一步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未预期后果，即欧洲的自由秩序。斯密之所以反对重农学派的农业改革，提倡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市场，主要原因是他相信人类有限的知识根本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亚当·斯密墓（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全书第三部分只有一篇文章，但长达七十多页。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探讨的不是类似于前述六篇文章那样的政治经济学论题，但该文实则进一步深化了贸易的猜忌源自霍布斯式国家猜忌的主旨，并且指明，我们之所以无法摆脱贸易猜忌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整个人类——也许是永久地——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的事实。
洪特指出，通常认为十九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十八世纪盛行的国家猜忌和国家理性这种较为陈旧的政治语言的现代表达。当然，这种转换也不仅仅是语词的再造。霍布斯的国家（state）概念是完全人为的、无中生有的创造，并不需要一个事先存在的民族作为前提，霍布斯也从来没有把国家称为民族。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西耶斯提出的民族（nation）概念只是对霍布斯国家概念的重新表述，它仍然是一个由政治加以塑造的产物。
洪特发现，悖谬的是，恰恰是西耶斯的对手雅各宾派，出于对霍布斯的国家猜忌的反对和对无国家社会的向往，需要从自然社会性所构造的前政治团体中寻找国家的替代物，他们找到的就是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语言意义上的民族既具有前政治的自然社会性，也具有后政治的社会性，因而可以最好地满足包括雅各宾派、赫尔德等人在内的反国家理性理论家的需要。
虽然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民族主义作为对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所处的历史困境的一种带有强烈负面评价的描述，是为当时的人们所熟悉的，只是在表述上他们更习惯于使用民族猜忌、民族仇恨等措辞。十九世纪的民族文化国家把强制性政治义务与种族文化身份叠加在一起，构建起了一种新型人民主权概念，用民族的和谐一致取代了霍布斯式的政治联合。这种民族国家所强调的民族团结与商业社会性的全球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上的不一致，从而使得十八世纪就已经广泛存在的对商业社会性的批评，在十九世纪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国家的猜忌把爱国变成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又反过来成为贸易猜忌的升级催化剂。
19世纪，欧洲掀起民族主义浪潮。图为1878年，柏林会议中，与会国家签署《柏林条约》，保加利亚等数个国家得到承认，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柏林市政厅藏，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理论家马志尼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性”概念，力图在各民族彼此同情和联盟的基础上，消除国家理性的恶劣影响。他的理论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要求根据新的民族性观念来重新划定欧洲国家的领土边界，然而事与愿违，其结果不但没有成为国家理性的解毒剂，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理性和民族仇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商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公民在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不平等的巨大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与马志尼相比，李斯特所阐发的经济民族主义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境或许更富启发。李斯特批判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错误地使市场优先于国家。他认为只有当市场与国家协调一致时，自由贸易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只有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等的国家之间才有较为公平的自由贸易，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冲突和战争。李斯特敏锐地指出，在一个被民族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现代世界中，全球自由贸易无法与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相容。
今天欧盟的政治实践一方面在国家与市场一体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却又在是否应当进一步把欧洲共同市场打造成统一欧洲国家的问题上陷入僵局。英国脱欧程序的启动恰恰表明，贸易的猜忌仍然是这个时代根本性国际政治经济难题的最大根源。
政治优先于经济？
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洞见是，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丝毫没有关注商业，霍布斯则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因此这两位经常被视为现代政治学奠基人的思想家，在下述意义上只能算是前现代思想家，即“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正是休谟才第一个指明了现代性政治的这个根本特征。
不过，洪特并没有因为这个判断就把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轻易地打发掉，恰恰相反，在整部以十八世纪为核心时段的思想史研究中，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和十七世纪的霍布斯的出现频次和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洪特心目中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休谟和斯密。其原因在于，虽然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都不关心商业和贸易，但他们的纯政治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却以重要的方式进入到十八世纪的政治思考中，如前文所述，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和霍布斯的国家猜忌一起构成了贸易猜忌背后的政治逻辑。
马基雅维利（盎博罗削图书馆藏，来源：www.npr.org）
洪特不断地回溯到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还有一层深刻用意是力图更新人们对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洪特指出，现代政治思想史通常围绕着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与十七世纪的自然法理学之间的范式转换来讲故事，并且把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看作新兴商业社会先是遭到佛罗伦萨共和主义的批判，后又得到自然法学家们的拯救的结果。这种思想史的讲法以剑桥学派的两位巨擘——斯金纳和波考克为代表。
然而洪特对此提出了重要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自然法理学范式的产物，而是与共和主义、自然法理学并列的范式，而且正是这一范式才真正有资格获得现代政治学的称号。洪特的另一个批评是，后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与商业现代性之间不仅有批判和紧张，而且也发展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共同促进了使国家边界与市场边界尽量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例如欧盟这种伟大的创造。这一点是以往的研究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讽刺贸易保护主义的漫画，自由贸易商店人头攒动，保护主义商店门可罗雀（来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
贸易的猜忌既是一种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后霍布斯主义的发展，洪特说：“标示出两者之间的分歧与交集，是此项研究的中心任务。”
先说说出发点上的交集。国家猜忌和国家理性都着眼于政治体的自我保存，都强调政治优先于经济，而且不应受制于经济，都注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的一致性。在十八世纪，“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负面词被使用时，它的含义与国家猜忌或民族猜忌相似，与此同时，民族性也被看作马基雅维里主义在这一世纪的别称。
再来看两者的分歧。霍布斯的国家猜忌更加强调内敛式的自我保存，反对国家扩张和侵略，因此在国际贸易领域后霍布斯主义的国家猜忌总体上是防御性的，当然这并不排除把先发制人作为一种重要的防御策略选择；而马基雅维里则推崇罗马式的自由，追求国家扩张和荣耀，其结果是攻击性地获取财富也被当作国家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从而导致更加强烈且更加积极主动的贸易猜忌，甚至可以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诉求。
最后来说两者在归宿上的交集。霍布斯通过间接人民主权理论所构建的联合体国家实际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基石。商业只有嵌入到这样的联合体国家（union），而不是共生体国家（concord）中，现代性政治才能够诞生。因为只有联合体国家才具备一种原则上不受限制的扩展能力，从而适应现代商业无限扩展的要求。洪特指出，我们现有的国家形式是诞生于十八世纪的现代代议制共和政体，它正是霍布斯的联合体与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商业观念（即把马基雅维里关于增长的政治观念延伸到商业领域后而得到的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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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霍伟岸为《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英］伊斯特万·洪特著，霍伟岸、迟洪涛、徐至德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撰写的书评。
作者简介：霍伟岸，副教授，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民主理论，专著有《洛克权利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译著有《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合译，译林出版社，2016）等。
著者简介：伊斯特万·洪特（István Hont，1943~2013），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学教授。生于匈牙利，1974年移居英国，1978年起在剑桥国王学院任教职，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思想学、苏格兰启蒙运动，著作为《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2005），2013年3月29日病逝。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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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当选俄罗斯年度人物，两度登顶《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弗拉基米尔·普京总是以万众瞩目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前。他是冷峻强悍的铁血男人，也是俄罗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他行事雷厉风行，令出如山，超凡的自信与独特的个人魅力彰显出他的强者本色。这种强悍而难以抗拒的普京魅力，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精髓。
莫斯科在召唤
普京是谁？多年来有无数人希望解答，但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答案。回顾普京的早年生活，那段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似乎为我们透露了几丝线索：他是民主分子，却不相信民主；他成长于社会主义时期，却信奉市场经济；他对西方不甚了解，却极力主张西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硬汉总统，一面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祖国的“敌人”，一面带领着俄罗斯走上了复兴之路。
十多年来，弗拉基米尔·普京先后出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俄罗斯总理，并最终接过叶利钦的权杖，成为了俄罗斯政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资料显示，普京于1952年10月出生在列宁格勒，是家里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普京的童年在列宁格勒度过，经历了一段那个年代特有的甘苦参半的生活。苏联时期的宣传对普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使他成为了“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1975年，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普京进入了苏联情报局—克格勃。
虽然无法确知普京在克格勃期间的具体任务，但这段特工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时至今日，他仍然对特工人员充满了敬意。1985年，普京晋升为中校，在德累斯顿负责招募线人、收集情报。在那里，这位未来的俄罗斯总统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看到了东欧人如何摆脱苏联的轨道，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90—1991年年间，他成为情报局的“现役预备役军官”，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担任副校长助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Sobchak）是普京在校时的法学教授，也是改革时期思想最解放的理论家之一。他出任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之后，委任普京担任自己的顾问。不久后，索布恰克当选为首届民主选举的列宁格勒市（后来的圣彼得堡）市长，任职期间，普京一直追随着他。1991年6月，普京出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负责管理该市的对外关系委员会。这段时期内，普京不仅接触到了全新的民主理论，还进入一个奇妙的西方金融、贸易世界。1991年8月，普京正式辞去克格勃的职务。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普京“参加克格勃时信奉的一切理想和目标轰然倒塌”。
1996年，索布恰克因败选下台，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了莫斯科，进入克里姆林宫管理总统的财产。1997年3月普京升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是克格勃）局长。紧接着，1999年8月，弗拉基米尔·普京成功晋升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不久后，他就成为了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的总统继承人。1999年11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普京顺理成章地开始行使总统职责。2000年3月，他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连任两届总统之后，又继续担任总理（根据俄罗斯《宪法》，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经过四年蛰伏，2012年3月，他重回俄罗斯权力巅峰，再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回顾普京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从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连升迁高位，从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一步一步迈向国家最高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崛起有其客观原因。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以及叶利钦施政引发经济下滑和政局混乱之后，俄罗斯早已精疲力竭。国家渴望找到能够真正振兴民族的领导人，俄罗斯民众也渴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统治者。各界关于普京是如何被选举为鲍里斯·叶利钦继承人一事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局风云变幻的时期，看到了普京身上的特质，选中了他，从而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与普京的命运。
叶利钦曾经这样评价普京：“他反应极其敏锐，这一点让我十分惊讶。我有时会提一些犀利的问题，很多人都难以应对，但是普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却总是游刃有余。于是我发现，与我相比还只是个年轻人的普京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且他也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是俄罗斯所需要的特质。”
普京刚刚来到莫斯科即将迈入权力中心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内忧外患交织，国家形势严峻的时期。一方面，1991－1996年年间，俄罗斯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经历了一段耻辱的倒退时期，针对政策的改革，俄罗斯的政客们争吵不休。另一方面，叶利钦虽然袭击了俄罗斯议会，但却并未迫使他们彻底屈服。纵观国内，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新兴的政治反动势力和寡头政治执政者地位上升；政府的经济改革运动陷入混乱，改革者们也乱了阵脚，俄罗斯的经济彻底衰退；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走上街头索要工资和津贴、抗议物价上涨。除此之外，战争破坏了车臣，使它日渐远离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地区领导们也通过一个又一个条约，使各地从俄罗斯联邦中脱离出去；在对待巴尔干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北约拒不承认俄罗斯的历史地位；西方国家还将俄罗斯踢出了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与周围的同盟国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同时还与莫斯科起了冲突；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也在日趋僵化。
在一些评论家们看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向一个具有多元化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变。从大方向来看，这是一个积极的轨道，但普京接任总理和总统后，国家却不再继续沿着这条轨道前行。因为对普京来说，他执政之初俄罗斯的状态正值低谷期。他认为，那时的困境都是俄罗斯政客们在过去动乱的10年间犯下的致命错误所致。1999年普京登上总统之位，正是为了终结这些错误。而且，他任总统期间的日常工作也能清楚地表明，他是在解决20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的目标就是纠正之前的错误，让俄罗斯重回正轨。
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野心勃勃的俄罗斯议会和势单力薄的总统之间形成了敌对之势。普京来到莫斯科的最初几年间，俄罗斯领导层内不断出现派系争端，政府要员频繁更迭，民众们从内心深处发觉鲍里斯·叶利钦已经无法控制局面。1993年，为了强迫顽抗的立法机构向他屈服，并归并到行政部门中，叶利钦围攻议会大厦，开创了一段持续了数年之久的由总统法令统治的时期。1994年，为了压制车臣共和国独立的苗头，叶利钦发起一场内战，结果却引发了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长达20年之久的暴力对抗以及不间断的反叛行为。1996年，叶利钦班子又发起一场有预谋的选举运动，让自己团队中那些不受欢迎的领导人继续留在克里姆林宫。为了争取寡头政治集团—俄罗斯私人商业领域领头人—的支持，叶利钦团队与这些人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却使政治寡头利用市场经济控制国家政治，还因争相购买国家遗留资产而引发内部斗争。同一时期，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屡屡受挫，与巴尔干以及曾隶属于前苏联的其他地区关系紧张，国家秩序混乱，人心惶惶。
1992年，叶利钦发起了经济改革运动，希望将前苏联遗留下的经济体系转变为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然而“休克疗法”I不仅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还使数百万俄罗斯民众陷入赤贫，社会一片混乱。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及其经济学家团队为这场运动的不良后果承担了责任，最终被逐出内阁。接着，鲍里斯·叶利钦任命前煤气工业带头人兼游说团成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Chernomyrdin）为总理。尽管议会中的保守派知道切尔诺梅尔金主张缓慢改革，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向叶利钦总统施压。盖达尔不再监管经济政策，于是，议会转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和叶利
I译者注：“休克疗法”（shocktherapy）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经济学领域。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钦针锋相对，强烈要求通过新的俄罗斯宪法。于是，议会和总统部门都在争相准备草案，希望修订出全新的俄罗斯宪法。
俄罗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一再恶化，已经绝非政府干预可以解决的问题了。1993年9月，叶利钦废除了既存的议会，并宣布1993年12月进行新一轮下议院选举。他将新的下议院命名为国家杜马，这个名称取自帝国晚期俄罗斯立法机构之名。而俄罗斯议会则要求以他们的代理主席—公开反对叶利钦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xanderRutskoi）的名字命名。鲁茨科伊还在“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成立了临时内阁。1993年10月3日至4日，双方的对抗以流血事件收场。当时，议会的支持者聚集在莫斯科电视塔奥斯坦金诺前抗议，抗议者与内务部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最终数名抗议者在冲突中死亡。10月4日清晨，叶利钦命俄罗斯军事坦克向白宫开火，逼迫副总统及其拥护者们投降。官方报道中称，这次事件中有145人丧生，800人在冲突中受伤。
1993年的“十月事件”是继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首都发生的最暴力的政治斗争。[1]包括普京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客们都对这段经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等到斗争结束，新一轮选举落幕后，叶利钦总统剥夺了新国家杜马的许多立法监督职能。他将新的议会安排在一栋旧式的苏联建筑中，这座建筑恰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之下。叶利钦此举的意味不言自明。后来，白宫的焦痕抹去了，大厦经过修整焕然一新，这里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办公地点。2012年英国《卫报》的一篇采访中，克里姆林宫的前任顾问和政治战略家格列布·帕夫诺夫斯基（GlebPavlovsky）称，1993年叶利钦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袭击白宫一事让普京意识到，一旦权利失衡，后果将不堪设想。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下场就是被枪决。普京经常说：“我们了解自己……我们知道自己一旦出局，就会被你们消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到了那时，你们会把我们推向墙壁，然后向我们行刑。可是我们不想对着墙……”他对此深信不疑，而他的这种观念正是源于1993年那场暴力冲突。当时叶利钦炮轰议会，杀死了许多人。普京明白，实际伤亡人数远比官方公布的要多……[2]
尽管经历了流血事件，叶利钦也成功当选了“准总统”，但是与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事并不比之前的议会容易。1993年12月的选举中，根据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各党派分为了两个阵营。支持改革的政党中包括国家自由民主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反对改革的政党则以俄罗斯选择和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亚博卢（“苹果”）为代表。在众多政党中，国家自由民主党差不多赢得了四分之一（22.9%）的选票，超出俄罗斯选择百分之十五，位居第一。[3]选举结束之后，杜马陷入一系列派系纷争和个人斗争中，自乱了阵脚。政党和集团不断重组更迭，令人眼花缭乱，一些会期也因党派之间的拳脚相争而中断。[4]同样的场景在地区立法中也不断上演。10年后，普京对这一时期的争端和混乱状况表达了极度不满，他甚至承认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政治时局的评价降到了冰点。[5]
激烈的辩论之后，俄罗斯于1995年春天通过了一项新的选举法案，议会的选举日期定在了当年12月，总统选举则在1996年6月举行。与2011年的议会选举一样，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克里姆林宫意外遭遇了十二月的“惊喜”—来自反对改革阵营的共产党大胜当时的执政党。该执政党派又名“俄罗斯是我们的家园”，它由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组建，成员大多来自支持改革的民主党派。就像其他届俄罗斯总统选举一样，1996年的总统选举包括两个回合。这种选举方式可以在票数相近的情况下，筛选出两名候选人。这场竞选最终演变成了叶利钦和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Zyuganov）之间的明枪争斗。久加诺夫称，如果当选总统，他会终止叶利钦的经济改革，重新沿用经过改进的苏联式体系。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叶利钦因为身体原因陷入了困境。这位俄罗斯总统身体欠佳，两轮选举期间心脏病突发，因此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些问题致使他的内阁面临的政治困难更加复杂。在总统大选前期，叶利钦的支持率空前下降到百分之三。除非他的团队能创造政治奇迹，否则叶利钦不可能战胜久加诺夫。然而，他们资源匮乏，根本无法发动一场全国性的选举运动—克里姆林宫的金库已经空了。同时，在新兴的独家媒体面前，那些老的国家电视、报纸和电台也已黯然失色。[6]
于是，叶利钦团队转而向商业人士寻求支持。他们曾经从政府的改革运动中直接受益，还在新的财政机构体系下积累财富，并通过新的媒体渠道获取了股份。这些人中包括：“罗格瓦茨”公司（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股份公司之一，它还在媒体界—包括俄罗斯的ORT电台和俄罗斯《独立报》，以及周刊杂志《小火焰》—享有股份和股权）的老板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Berezovsky），俄罗斯进出口银行（该银行资产位列全国第三）行长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Potanin），梅纳捷普旗下的金融集团首领米哈依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Khodorkovsky），曾任俄罗斯部长的银行家彼得·艾文（peteraven），阿尔法银行行长米哈依尔·弗里德曼（MikhailFridman），以及斯托利克尼储蓄银行（StolichnySavingsBank）行长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AlexanderSmolensky）。[7]为了让这些人帮助自己发起大规模选举运动，为了获得媒体的支持，叶利钦向这些人承诺，要为寡头政治执政者们留出七个特权竞标位置，而且等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冶金及其他重工业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国有公司私有化后，就让他们参与控股。有关方面还对这种臭名昭著的“债转股”形式进行了大量分析，并作了全面记载。这种做法将“谁来管理俄罗斯”的决定权交到了那些出资赞助选举运动的商业大亨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里。同时，还为“叶利钦家族”（鲍里斯·叶利钦的家人和友人）和一些商业人士之间的斗争埋下了祸根。这些斗争在1999年即将到来的那段时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8]
1996年俄罗斯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中的政治手段、政治要素和主要参与者在21世纪的普京时代一一再现。选举期间，西方公关手段被频繁利用，竞争对手之间恶意诋毁，独立改革共产党大量涌现，民族主义者政治运动大肆兴起，经过授权的私人企业开始为选举运动提供资金……这些形式为接下来10年间的政治基调奠定了基础。久加诺夫是当时俄罗斯总统的有力候选人。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他又再次成为普京的竞争对手。1996年选举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俄罗斯将军、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Lebed）—民族主义候选人，2002年4月死于飞机事故—在同僚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Rogozin）的帮助下[9]，曾经掀起过俄罗斯社区大会（KRO）民族主义者运动，他活跃在国家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还有许他其他政治人物也在这场选举中登上了政治舞台，例如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兼民族主义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Zhirinovsky），1996年叶利钦团队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中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贬损为法西斯的掩护性候选人。这次选举结束后，七大寡头政治执政者中的一些人在俄罗斯政府部门谋得了职位，其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成了俄罗斯安全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而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当上了第一副总理。21世纪初，在普京与寡头政治执政者们的斗争中，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Gusinsky）和米哈依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最主要的对手。最终，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落得被流放的下场，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关进了西伯利亚监狱。[10]
奉命于危难之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策略屡遭抗议就成为苏联边缘地区政治的一大特征。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后，俄罗斯本土地区继续要求改变领土和政治现状。俄罗斯北高加索车臣共和国从俄罗斯脱离出来，宣布独立。其实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这件事就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1992年，为了解决争端，叶利钦尝试推出一项新的联邦条约。然而，车臣地区和鞑靼斯坦共和国坚决反对这项条约。这引起了一阵恐慌，人们担心俄罗斯将会像苏联一样被拆散。鞑靼斯坦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地区坚决反对俄罗斯新宪法中涉及地方权利的条款。叶利钦政府穷尽努力，最终于1994年2月同鞑靼斯坦达成了双边协议。然而，对车臣重回俄罗斯联邦的问题，叶利钦所做的努力还不够。此后不久，他坚决反对车臣独立，并于1994年夏天策划推翻车臣政府。然而车臣方面抓获了俄罗斯的密探，反而当众羞辱了叶利钦和俄罗斯当局。
1994年12月，俄罗斯政府对车臣发动了一场全面军事进攻。该次进攻是自二战后，发生在俄罗斯土地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军民死伤不计其数，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也几近摧毁。1996年8月，总统选举结束后普京来到了莫斯科，这时不自量力的俄罗斯军队基本崩溃，已无法有效作战。士兵死伤无数，部队士气衰竭，再加上军备不足，长官们不得不动用二战时的军械储备。入伍的士兵连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保障。到了冬天，车臣地区环境恶劣，当局不得不发动俄罗斯民众为战斗在车臣的士兵们织袜子。最后，车臣之战以俄罗斯战败告终，这也是自10年前阿富汗战役后，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又一次惨痛败绩，只不过，这一次是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6月的总统选举中高调亮相后，列别德上校已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在他的煽动下，叶利钦政府不得不同车臣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在随后的和平协定中，莫斯科方面同意停止军事干预，并且同车臣方面签订了关于双方未来关系的双边条约。许多俄罗斯政要和高级军官对这等奇耻大辱感到愤怒万分，他们怒言道，1996年到1997年同车臣达成的条约都只是暂时的。[11]
车臣战争的惨败助长了其他地区的气焰，于是他们也要求签订双边条约。这样一来，双边条约就不再是一种应急措施，而是成为调节莫斯科同俄罗斯边缘地区关系的主要机制。两年间，叶利钦政府不得不与多个地区商定协议，其中包括：临近鞑靼斯坦的主要产油国巴士科尔托斯坦，位于北高加索地区与车臣毗邻的下诺夫哥罗德，叶卡捷琳堡，白尔姆和伊尔库茨克，从俄罗斯中心地带延伸至乌拉尔河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贝加尔河地带的所有重要民族地区，俄罗斯金刚石工业的中心地—西伯利亚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加里宁格勒的国外领地，甚至还包括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周围的州区。[12]虽然这些条约成为避免将来发生毁灭性斗争的有力工具，但是，俄罗斯陷入了领土分散、责权混叠的局面。
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开始摇摆不定。内部斗争以及经济衰弱，导致俄罗斯无法对国外的主要发展形势施加影响。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Shevardnadze）为国家政策和外交政策建立了直接联系。为了赢得国际上的财政支持，实现重建和复兴苏联经济，他们摒弃了苏联对待西方的传统态度，转而着力于缓解紧张的国际关系。[13]一开始，鲍里斯·叶利钦沿袭了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Kozyrev）的对外政策。在实施“休克疗法”的早期阶段，着力于处理好与国际金融、政治机构，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1992年2月1日，叶利钦总统和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俄罗斯与美国化敌为友。两位领导人宣称，俄美两国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启新的纪元。然而随着在一系列国际危机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陷入泥沼，俄美两国友好合作的希望迅速破灭。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方面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军事行动，因此两国关系一度降至冰点。北约的第一轮向东扩张也加剧了俄罗斯对美国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也变得极为冷淡。
在此期间，尽管美国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不断承诺为俄罗斯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他们却并没能帮助俄罗斯缓解经济改革带来的严重后果。[14]这样一来，叶利钦政府的幻想破灭了，于是他们把对外政策的焦点从西方国家转移到前苏联国家上，试图挽回莫斯科在这一地区的霸主地位。
叶利钦提议与邻邦国家进一步建立密切关系，可是，这一提议遭到了邻邦的冷落。自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团队认为，在俄罗斯的领导下，独联体（CIS）的创立为后苏联时代重整地域局面开创了一个新机制。然而，一切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在大部分独联体成员国眼里，成立独联体，只是为了防止发生类似的南斯拉夫战争，或者说，这只是和平分裂的开始。除此之外，俄罗斯经济危机一直不能有效缓解，这严重影响了独联体地区一体化政策的推行，致使独联体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发展进程极为缓慢。而受到北约东扩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领导地位也不断遭受质疑。政治混乱、经济衰败、国家安全与统一饱受威胁、与欧美之间的外交关系陷入僵局，在独联体成员国中的公信力遭到质疑，这一系列内忧外患成为了世纪之交俄罗斯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时的俄罗斯急需一个威望和手腕都足够强硬的人来继承国家大统。因此，普京的出现让叶利钦感到欣喜，也让俄罗斯人民看到了希望。
接过权杖，俄罗斯雄风再起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突然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即日起辞去俄罗斯总统的职位，并由总理普京代为行使相应的职权。以此为依托，2000年3月26日，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胜出，接过了叶利钦手中的重担。成为了俄罗斯新千年之际“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以及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新人”总统。
普京上任之初，俄罗斯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国家宪法权威旁落，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工作极度不满，甚至对国家政权丧失了信心。原本沉疴累累的经济受到了政治混乱的影响，总体形势停滞不前。另一方面车臣问题悬而未决，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同一时间，俄罗斯外交也陷入困境，与欧美之间问题重重。可以说普京接过的俄罗斯是一个“正处在数百年来最困难时期的俄罗斯”，然而普京却用强硬的手段和正确的决断拯救了这个国家，重振了俄罗斯的雄风。
1999年8月7日，号称“高加索狼”的巴萨耶夫与一个伊斯兰教主义者伊本·哈塔卜带领1500人的非法武装分子对达吉斯坦发动了进攻，妄图在那里建造一个伊斯兰国家。新晋升总理的普京立刻抓住当时俄罗斯国内接连不断的爆炸事件以及车臣叛军入侵达吉斯坦的导火索，毅然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在自身口才以及人格魅力的双重作用下，普京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支持，甚至赢得了西方国家的理解。于是，1999年9月19日，俄罗斯空军开始对车臣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10月初，俄军完成对车臣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到了12月，俄军歼灭非法武装分子4500人，控制了包括车臣第二大、第三大城市在内的大多数地区，并建立了地方基层政权，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普京用雷霆手段向俄罗斯乃至世界展现了他态度强硬，以及认真实干的一面。对普京来说，第二次车臣战争既是为了一雪前耻，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俄罗斯的安全隐患，避免俄罗斯解体。普京认为“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如果继续姑息纵容，就有可能失去整个俄罗斯”。在提到这场战争时，普京直言不讳地表示：“无论恐怖分子在哪儿，我们都要穷追到底。他们如果在机场，就在机场干掉他们。如果—请原谅我的措辞—在粪坑抓到他们，那么就把他们溺死在粪坑里。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升任国家总统之后，车臣地区的战后遗留问题又成为一项重大考验。尽管车臣独立的势头得到了压制，但是没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领域的综合治理，单凭军事占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车臣问题。车臣问题属于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统一，因此普京对此格外重视。他多次前往车臣前线，鼓舞士气，全力缓和民族关系，削弱地方势力。
在经济发展领域，普京以雷霆的治理手段将经济萎靡、社会混乱、国运式微、国际地位不复从前的俄罗斯重新带上了“国富民强”的复兴之路。他以俄罗斯现实为基础，对各种经济思想兼收并蓄，调整经济发展目标，改革经济发展模式，力求“给俄罗斯人民制定出一个能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2003年以来，普京将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完善经济制度上，使国家经济向混合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俄罗斯摆脱了经济危机，实现了经济稳定，走上了经济增长的正轨。在国际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领域，普京也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使俄罗斯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领域。俄罗斯还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共同签订了“统一经济空间”协议，并加入“上海经合组织”，力求恢复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此外，俄罗斯不断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并于2011年12月16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普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必须对各种资源合理调配，因此树立中央权威成为他整顿政纲的当务之急。普京最大限度遏制地方政府势力，打击政治寡头，并在各个方面突出国家行政系统的权力。他恢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权威，建立了“联邦区”，改组了联邦委员会，并明确了中央的最高权力。最终控制了地方势力各行其是的局面。与此同时，他对叶利钦双头鹰外交的政策加以继承和发展，制定了巩固独联体、平衡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可以说，这一政策对俄罗斯重新崛起意义重大。在普京新政策的指导下，俄罗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进退有度，左右逢源。
第一任期内，普京政绩卓著，他为俄罗斯带来的改变赢得了所有国民的感动和支持。因此，第四届俄罗斯总统选举来临之际，普京获得连任几乎毫无悬念。他在莫斯科红场的竞选总部对记者告白：“我想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努力工作的，而且，我是真诚地工作的。人民一定感觉到了。我向你们保证，在今后的四年中，我将以同样的方式工作。”8年后，他从总统的舞台走下，回到了熟悉的岗位—国家总理。8年执政期间，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无数辉煌。国家经济迅速腾飞，俄罗斯重归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之列，成为世界上具有活力和前途的新兴市场之一；国家武装力量极大提高，武器不断更新换代，现代化水平进程加快，战略核威慑力量发展迅猛。在多级外交战略的影响下，俄罗斯走出了最初的外交窘境，并重新获得了外交上的独立性，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真正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话语权和主导能力的大国之一。普京为俄罗斯带来的巨大转变不容忽视，然而对于这个经历了动荡时期，混乱重重的国家来说，8年太过短暂。经济持续增长，却存在危机后“反弹”的风险，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果。社会改革问题收效不容乐观，社会领域深刻的矛盾不断凸显。政府改革也仍未见成效，腐败痼疾难除。
三度登顶，王者归来
为了筹备2011年12月的总统选举，普京和克里姆林宫10年间一直在不间断地发动各种运动。本着维护普京个人名望的宗旨，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就立刻调整策略。21世纪初期，“颜色革命”I将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下台。2011年的“阿拉伯春天”运动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它推翻了北非和中东的独裁政权，其中包括一些和莫斯科有密切联系的政权。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方面通过不间断的民意测验和调查—包括一年一度的电视交流会—来推测人民的态度。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息敏感话题，防止它们成为唤起民众愤怒的焦点，避免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I译者注：颜色革命(Colour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这些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
纵观21世纪的前10年，从电视新闻到报纸，再到网络，操纵这些媒体成为了俄罗斯政治体系一个日益明显的特征。互联网兴起之后，俄罗斯并未立即进行网络审查。而是绞尽脑汁在政治和公共信息板块填补自己的内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决定、甚至是创造一个新媒体的未来。与此同时，一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经营者（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抓住机会成为世界富豪，并且渗透进世界各地的社会媒体市场。普京身边的核心圈子严密监视着重要的评论人士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博主，他的团队将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些团体聚集起来，专门对抗那些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和评论家。此外，他们还开设培训课程专门指导那些拥护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博主。克里姆林宫方面还雇佣了一批世界前列的公关公司来帮助完善媒体战略。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姆林宫方面都比较有信心，他们相信俄罗斯能避免“埃及解放广场”和“阿拉伯春天”之类的事件发生。
到了2011年秋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个人化政治对大众来说早已不再陌生。2011年9月24日，普京即将重归总统之位的消息公布，然而这并没有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仿佛这一切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2007－2008年，普京和共事多年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达成了一项共同执政的协定。梅德韦杰夫出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而普京担任总理。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是否享有实权，这遭到了来自俄罗斯民众不同程度地怀疑，他们始终认为真正的权利仍然掌握在普京手中。梅德韦杰夫和自己的政策顾问们就俄罗斯的未来展开了广泛地讨论，这次讨论开创出空前的改革氛围，使俄罗斯民众对开放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改革充满了期待。俄罗斯国内的专业人士和上层精英们认为，2011年普京的支持率突然降到梅德韦杰夫之下是倒退的象征。从2011年9月4日的杜马选举中明显可以看出，俄罗斯民众对当前体系和机制的不满与日俱增，尤其不愿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主要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可是在普选中，得票数远不及其预计的百分之五十。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挫败后，其作为执政党的希望也就变小了，普京的政治名声也因此败坏，而这对他参加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十分不利。
2011年12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普京的团队不得不重新规划方案，再度权衡目标。在过去的10年中，俄罗斯民众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政治期待。在建立社交网络方面，俄罗斯人民已经位列世界之首。除了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外，他们还掌握着多方信息来源。2011年12月，互联网、电话、视频和推特（Twitter）多面出击，共同曝光各种违反议会选举原则的行为。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互联网到大街上，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城市中年轻的专业人士们—持续进行着抗议活动，希冀改变俄罗斯的政选方式。抗议者们发声：“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暴力，也无意扳倒普京政府。我们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没有人想要革命，我们只是想要公平的选举和一个能真正代表我们利益的政府。”
在2012年3月总统大选之前消除这些不满，克里姆林宫面临着巨大压力。普京和他的团队重新开始动员一切力量提高支持率，希望能在选举初期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避免在第二轮选举中陷入危机。自1999－2000年普京首次担任国家元首以来，俄罗斯就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然而，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普京是否依旧是管理俄罗斯的最佳人选？他是否也已经随着国家的改变而改变呢？
不可否认的是，普京在俄罗斯掌握着巨大的资金资源，他手中的军队和警察们也依然立场坚定。对抗的力量仍然是那些所谓的“系统”政党和“非正式”团体。这些政党们在议会中占据着席位，而“非正式”团体则不断致力于发动抗议活动。然而无论如何，不管民心如何躁动，俄罗斯民众最渴望的仍然是对时下体制的改革，而不是一场革命。因此，形势对普京来说依然有利。2012年3月的选举，看点就在于是拥有西方资金和舆论支持的反对派获胜，还是掌握着大量公共权力和政治资源的普京重回政权巅峰。而大选的最终结果证明，绝大多数俄罗斯选民都愿意再给普京6年的时间，让他维持社会稳定，保护俄罗斯经济免受冲击。
六重面孔下的英雄本色
21世纪最初的10年，普京一直在履行政治家的义务，在俄罗斯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非凡的影响力。深入了解普京的政治作为，就能真正明白他的政治口碑以及影响力缘何而来。在他赢得民众支持的过程中，他的六重个人身份才是真正凝聚民心的源头。我们将他的这些身份称之为情报人员、历史的学生、中央集权论者、局外人、生存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这些不同的身份是如何形成并演变成今天的形象的？它们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又有怎样的根源？我们并没有方法可以论断究竟哪种身份与真正的普京更为相符，但是这些身份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弗拉基米尔·普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我们先来看他的其中三种身份—历史的学生、中央集权论者和生存主义者。这些都是最普通的身份。他们不仅可以代表普京，还可以代表一大群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与普京同龄的俄罗斯政治家们，那些早在苏联时期就参加工作，并且20世纪90年代就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大人物。普京对俄罗斯的看法，他的政治哲学，和他在21世纪第一次出任总统时的各种观点都是基于这三种身份。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作为独立自主国家的最初10年间，俄罗斯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前苏联共和国的其他联盟国，甚至原俄罗斯帝国的部分地区都不再受莫斯科的控制。而此时的普京主要扮演中央集权论者、历史的学生和生存主义者的身份。这些年的经历不但造就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身份，还为他的个人政治经历提供了背景。普京当上俄罗斯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99年12月发表演说，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并提出处理办法。到了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普京又回归到他最初的论述。他常常直言不讳地将20世纪90年代描述成混乱的年代，指出当时动荡的时局对国家造成了如何严重的后果。此外，他还将这一时期同自己任总统的10年进行对比，表明自1999年就职总统后，自己凭借个人能力，使俄罗斯政治安定、经济平稳。于是，普京在2012年的竞选运动中明确把矛头对准20世纪90年代执政的叶利钦。此外，在普京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局面已经混乱不堪，关键时刻由他出任总统是必然结果，因为只有他才能结束这种局面。
普京还有另外三种身份：情报人员、局外人和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这些身份与前三种不同，是普京所特有的。可以说，1999－2000年年间，正是这三种身份将弗拉基米尔·普京推进了克里姆林宫。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三种身份也初露岁月痕迹。它们深深扎根于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之前的生活和事业中，不曾经过翻新，而且在他担任国家首脑的10年间，也未随着俄罗斯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身份并不是政治家们所特有的身份，而是在苏联的历史背景之中产生的新事物，在它们的帮助下普京才能成为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普京的核心身份与他自己和俄罗斯的过去密切相连，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对于普京个人而言是一个弱点，对他所建立的统治体系来说也是一道重伤。这三种身份，使得普京无法与那些自2011年议会选举和2012年总统选举后走上街头抗议的俄罗斯民众站成一线。
回顾普京过去的种种经历，不难看出，在登上俄罗斯政权巅峰，成为国家总统的过程中，普京的不同身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否认，普京在掌握国家政权时把握住了很多机遇，也有很多人真心为他着想—普京曾在某个特定时期被这些人奉为“英雄”，他们希望普京能够帮助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从普京的个人档案来看，更大程度上，他的成功是源于自己的能力，而非他人的助力。
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像一位称职的克格勃情报人员那样，冷静、睿智同时心怀抱负，他隐藏在自己的志向之下就像一只蛰伏的雪豹，在机会跃然于眼前时紧紧抓住。普京密切关注着那些对他事业有帮助的人。他试着去了解他们，加深同他们的联系，必要时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巧妙地控制住他们。普京把自己推上有影响力的位置，任凭人们轻视他，有时甚至鼓励这种轻视的到来，而他则悄无声息地将权力累积到手。1999年以前，普京还只是俄罗斯政坛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然而对车臣叛匪的制裁行动却成功地让他走到台前，并且初次登场就赢得了满堂喝彩。叶利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普京，而普京也不负众望地创造了俄罗斯政坛上的神话。2006年叶利钦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选择了普京，我的眼光没错。俄罗斯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急需一位年轻的总统。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这样一个人，一个稳重的人，一个将创造一个自由、文明以及市场化的国家作为理想和最重要价值观，同时具有坚定意志的人。普京就具备这些素质。”
尽管是国家总统，但普京和普通人一样，他的观念全部都来自于生活经历。而这些生活经历都是在六个不同身份的基础上得来的。普京的身份是平行的，没有先后顺序，这些身份在不同层面上相互重合，同时为相同的目的所服务。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刻画出普京的不同侧面，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学生、中央集权论者和生存主义者这些普通身份基本是相互融合的。它们主题相同，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极为相似。然而我们依然需要找出这些不同身份的差别之处。普京的面貌是在诸多方面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在苏联过渡到俄罗斯的背景下成长、生活和工作；他个人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法律；他曾加入过克格勃并在东德德累斯顿任职；20世纪90年代他在圣彼得堡担任副市长；1996来到莫斯科；2000年后正式成为俄罗斯国家首脑。普京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都可以在十几年来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窥斑见豹。
我们无法确知鲍里斯·叶利钦选定普京为继承人的原因，对普京在克格勃任职时的所作所为也不甚了解。然而，我们可以知道克格勃在普京的管理下是什么情况。于是，我们调查了解了一些克格勃主要官员们的事业生涯、发表刊物和回忆录，比如尤里·安德罗波夫（YuryAndropov）和菲利普·博布科夫（PhilippBobkov）—是他们成就了克格勃，同时也成就了普京。尽管普京不断提起20世纪90年代是“问题时代”，并将之作为自己竞选总统和总理时的反面教材，但在执政期间他仍然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核心观点和一系列政治和法律思想。这一点在普京自己的文章和演讲中均有所体现。
几十年来，普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作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在体系内部也发展了不少人脉，从这些关系中可以看出为什么说俄罗斯目前的政治体系是普京六种身份相结合的产物。普京于1996年来到莫斯科，在俄罗斯的总统管理部门任职。他并不是出乎意料地出现，也不是“天外来者”，确切地说，他从圣彼得堡而来，来自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市长的团队。20世纪70年代，当普京还是列宁格勒大学法学系学生时就跟随在恩师索布恰克的身边。到了20世纪90年代，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上级指派他到列宁格勒大学工作，于是他回到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圈子。不久，索布恰克担任圣彼得堡的市长，普京就凭借自身能力进入索布恰克团队的核心。由于他的身份—尤其是作为前克格勃情报人员时的特殊技能—圣彼得堡市市长和他的亲信们认为，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90年代，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实施非正式规则、解救衰败商业的唯一适合人选。于是普京就成了众所周知的“替索布恰克收拾残局的人”，此外，他在圣彼得堡参与的一些活动，为他后来在莫斯科谋权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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