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ego第七章剧情攻略，FGO第七章的剧情现在有比较完整的翻译吗

DNF第七章两大新图主线任务及装备

热血八番街(推荐等级52-56)

　　(1/6):热血八番街任意难度第3个房间的小BOSS出的任务道具

　　(2/6):GBL老头对话

　　(3/6):铁皮垃圾桶盖5个(从热血八番街的垃圾桶得到)

　　(4/6):热血八番街冒险或以上难度杀弹药奖励:52级紫戒指

　　(5/6):GBL老头对话

　　(6/6):热血八番街勇士或以上难度过次奖励:双倍经验药

　　绿都格罗兹尼(推荐等级53-57)

　　(1/5):绿都格罗兹尼任意难度杀死2只绿色名字的稻草人

　　(2/5):绿都格罗兹尼冒险或以上难度第4房间和BOSS房间的杀格斗

　　(3/5):绿都格罗兹尼冒险或以上难度杀鬼剑

　　(4/5):绿都格罗兹尼冒险或以上难度书桌出的任务道具2个

　　(5/5):绿都格罗兹尼冒险或以上难度杀死BOSS奖励:SP+10.53级紫手镯

（一）

六年后，单单已经十六岁了，她剪掉了招牌式的双马尾辫，一头齐耳的短发，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生活在美国芝加哥的她，每次去找兼职，人们都以为她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平常只能接到一些简单的跑腿工作。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从超市买好雇主需要的东西，背着书包，拎着两个袋子走在寒风里。

说真的，芝加哥的冬天特别冷，风大的像是能把人的耳朵吹下来一样，人行道上厚厚的积雪根本没法融化，踩上去吱吱的响，单单穿着厚厚的雪地靴，小心翼翼地从雪地上踩过，绕过三个街角，推门走进一家咖啡店，将东西放下后，仰着笑脸招呼道：“老板，您要的东西买来啦。”

“辛苦你了。”一个满头白发老爷爷的走出来，递给她五美元小费。

单单脱下手套笑容满面的接过：“谢谢，您要什么再和我说啊。”

“好嘞。”琼斯太太笑着答应，单单将钱装好，转身往外走，刚到门口就有两个警察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女警拿着几张A4大的纸对着咖啡店里的老板问：“你好，这是昨天刚脱团偷渡的中国人，我们要在您的咖啡店里贴一下他们的照片，如果发现他们的话，请立刻和我们联络。”

“哦，请贴在这吧。”老板指着店里显眼的地方说。

两个警察走过去贴起照片，已经走到门口的单单，听到是中国人，便忍不住跑去看一下，警察按顺序贴出来照片，贴到第三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英俊硬朗的中国男人，那只是一张普通的证件照，男人穿着最平常的白衬衫，扭动一个不落的扣到脖颈，短寸的头发显得特别的利落与精神，刚毅的脸庞上镶着一双深邃如星辰一般的眼睛，笔挺的鼻梁性感的嘴唇紧紧地抿着。

单单紧紧地盯着那张照片想，这人好面熟啊，好像记忆里的那个大哥哥。

可惜他那严肃的样子，和记忆里那个温暖阳光的人又不是很像。

单单转身离开，她一步一步的踩着雪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想，想来已经很久很久没回国了呢，也不知道那个大哥哥现在怎么样了，和他喜欢的那个大姐姐结婚了吗？

啊，真羡慕那个姐姐啊。就算是现在她已经想不起那个姐姐的样子了，却依然能想得起大哥哥看她时那欢喜到骨子里的眼神。

单单忽然停住脚步，呆呆地站在寒风里静默了一会，忽然冲冲跑回咖啡屋去，推开门，站在那个中国男人的照片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抬起头，使劲盯着他的眼睛看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

没错，记忆深刻地不止是他暖暖的笑容，还有他这双无比深情的眼睛啊。

（二）

单单趁人不注意偷偷撕下了这张通缉令，开始在芝加哥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一个月后，她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她，他在一家医院门口看见了通缉令上的人。单单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跑过去，在医院里外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

就在她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候，忽然看到街道口有好几辆警车停着，前方小巷里传来混乱的声音，有人大叫：“快！他在这呢！”

远远的，就见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向她赢面跑来！他和她擦身而过的那一秒，单单似乎觉得时间都停止了，他的动作明明那么快，他的面容明明一闪而逝，可她却依然看清他的样子，而他，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她，像狂风一样从她身边刮过。

单单愣住了，直到一群警察从她身边跑过，她才回过神来，连忙跟在他们的身后追了上去，可半天还是没追上，连那些人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扶着墙壁，跟着脚印不愿放弃的继续往前走，可再转个弯，就上了大路，大路上积雪已清扫干净，连脚印也不见了。

前面的警察已经开着警车走远了，单单失望地直跺脚，刚想再往前走去看看，却见一个男人从围墙上跳下，无声无息地落在雪地里，他拢了拢大衣，低着头警惕地望了眼四周，转身迅速就走，单单这次再也没有发呆，她连忙追上去，很激动拉住他喊：“等等——！”

那句好久没叫的小天哥哥，还没好意思叫出口，那男人忽然一个旋身躲过，猛地抬手，手指成凶猛地虎抓状，出手如地风地拉住单单的右手，一翻手，就将她制住，让她动弹不得。

“哎呀哎呀，好疼好疼！”单单疼的大声叫着。

“中国人？”男人见只是一个中国小姑娘，便放了手，轻轻推开她，抬步就走。

“喂！你别走啊！”单单甩甩手，连忙跟上去：“唐小天，你站住！”

唐小天停住脚步，利落地转过身来，皱着凝视着她问：“你认识我？你是谁？”

“你不记得我啦？”单单连忙将齐耳的波波头分成两半，用手握着，扎成两个马尾，睁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他问：“是我啊，单单，认出来了吗？”

唐小天皱着眉头，还是想不起来。

单单很着急地说：“是我啊，我啊，我小时候叫你帮我绑架我哥，然后又被我哥扔掉在山上叫你去接的小女孩啊。”

她这样一说，唐小天终于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指着她说：“是你啊！你都长这么大了啊。”

“对啊，对啊，就是我。”单单开心的笑眯了眼，太好了，他还记得我！

（二）

单单带着唐小天偷偷摸摸地回到自己家，她家是一座两层楼小别墅，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好在院子里积雪和路灯让四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黑。

单单走在前面，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房门，别墅里冷冰冰的，黑漆漆的，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

单单先走了进去，对唐小天招招手道：“快进来。”

唐小天跨步进去，皮靴敲在木质的地板上，发出沉闷的脚步声，他环顾房间一圈，马上判断出来，这个欧式田园风格的别墅最多只有一个人在使用，而且那个主人对家务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她需要使用的地方极度脏乱，不需要使用的地方灰尘满满。

“好像，有点乱哦。”单单有些不好意思的抓抓脸颊，急忙跑到沙发前收拾出一个座位道：“你过来坐啊。”

唐小天走过去坐下，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房间里黑的可怕，可单单似乎没有要开灯的意思，她从茶几下摸出一根蜡烛点上，脸上带着极度愧疚的神情说：“小天哥哥，真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交电暖费，你住我家可要受些委屈了。”

唐小天摇头，不相信地说：“这么冷的天，也会忘？”

“哎呀，就是忘记了嘛。”单单吐着舌头说。

唐小天没揭穿她的谎言，状似随意地问：“你妈妈呢？”

单单手上的蜡烛轻轻一抖，没有点着，她努力地抬起手来，将蜡烛点亮，烛光映在她脸上，漂亮地双眼有些红，她轻声说：“她过世了，四年前。”

唐小天不说话了，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女孩，那个曾经在黑暗的电话亭下，哭的全身发抖的女孩，她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独自度过了四年吗？

唐小天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揉了揉她的头发，单单低头，用力地抹了抹眼睛，抬起头来，又笑的一脸阳光地说：“哎呀，不说我了，小天哥哥你怎么到美国来了？还脱团偷渡！你不像会干这种事的人啊。”

唐小天的表情瞬间沾满肃杀之气，他紧紧握拳，咬着声音道：“我来找一个人。”

“谁啊？”单单好奇地问。

“一个我恨不得他下地狱的人！”唐小天缓缓地说着这句话，他英俊的脸上满是仇恨和愤怒，与初见时那个阳光温暖地少年几乎像是两个人。

单单抿了抿嘴唇，想了下，小心翼翼地说：“如果要找人的话，我可以帮你啊，我在这边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你愿意帮我？”唐小天现在的身份根本没办法大摇大摆的在芝加哥街头找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警察发现。

单单笑：“当然啦！你要找的是中国人吗？”

唐小天点头。

单单笑开了眉眼：“中国人就更好找了，华人圈就这么点大，他叫什么名字。”

“曲、蔚、然！”唐小天缓缓地吐出这个名字，似乎是在嘴里嚼碎了之后再吐出来的。单单眨了眨眼睛，忽然想到自己当年说出单依安的名字，也是这般咬牙切齿地恨着。

单单在脑子里迅速过了过他的名字，没有想起有关这个人的事：“你再详细说说他什么样，光是名字不太好打听。”

唐小天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表情厌恶地和单单形容起曲蔚然：“他今年26岁，身高1米82，体重在140斤左右，一年前来芝加哥治病。”

“治病？”单单歪头笑着说：“就要去医院咯？那就更好找了！我明天就帮你去打听。”

单单妈妈在这里治病的时候，几乎住遍了芝加哥所有的好医院，而单单自然也经常出入医院，认识了不少的医生和护士。

唐小天见她那热心的样子，发自内心地感谢道：“谢谢你，单单。”

“你和我客气什么呀。”单单不以为意地挥挥手，接着又问：“你找他干嘛呀？”

卫星早已上天，人上月球火星也从未见菩萨神仙，求神拜佛、占卜问卦、算命测字，千万不可轻信。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是残疾朋友，无业游民，或人生失意者们，为别人算命头头是道，五行八字口若悬河，却算不好自己的命。八洞神仙铁拐李能医百病，却治不好自己的腿脚。岂不是在卖弄江湖骗术吗？

第20条《易经》原本不是占筮卜卦的的著作法则。

将《易经》用于占筮卜卦，缺乏理论依据，它本是一本政治哲学的大学问，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国外学者也未说过二话，而且从科学实践中证明了《易经》的科学性、实用性。只是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万分落后，交通信息闭塞，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一片荒凉，周围发生的许多事物，一时无法理解，总认为有一种神明的力量在主宰世界，第三种力量在幕后推动，于是只好信仰神仙、菩萨、测字、算命、卜卦，加上统治阶级也利用这种迷信，愚弄老百姓，宣传“君权神授”，人有富贵之分，你是天生的奴才，穷人，我是天生的主人、富人，命理中早已注定，反抗也无用，你们安分守纪，苦修来世吧！另有迷信职业者，乘机骗财与人消灾，还有某些无聊文人，曲解《易经》，错解《周易》著书立说推波助浪，所以占筮占卦得以在社会上盛行，为害几千所之久。遗憾的是科学十分发达的的今天，仍有人半信半疑，就思想太落后了，还在干违背宇宙规律的蠢事。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检举揭发，让一切邪教组织绳之以法。至于《易经》是否搞占筮宣传迷信，必须从以下分析论证。

第一，首先从检查64卦入手，发现蒙卦卦词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同时还有比卦卦词有“原筮，元永贞，无咎。”除这两卦有“筮”字外，整个《易经》再没提到筮字了，也未介绍卜筮理论和方法的任何记载。关于蒙卦的筮字，人们认为不是提倡讲筮卜卦，而是作为一种决定和研讨问题的意思。比如程颐就在《易经》中说：“筮谓占决卜废，非谓以筮龟也。”

关于比卦的筮字，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也说：“筮、决其意”。即只是一般的判断一件事的意义，用占筮也无关系。总之《易经》包括《周易》全书只有两个筮字，为何认定就是占筮的书呢！可见占筮是后人外加的。

第二，《易经》不但不搞占筮，而且反对占筮。如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说君王进行改革，像老虎一样大刀阔斧，推行变革，不借用占卜就能取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变革成绩显著，不用占筮也会有人相信。

第三，由于《易经》不搞占筮，也不相信占筮，所以一些最伟大的学者，像孔子、老子、荀子都不认为《易经》是一本占筮的书。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全面继承了《周易》，并作过很大的发展，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占卜的事。孔子还说过“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荀子也说过：“善易者，不占。”（《大略》）这些都可以作为不占筮的证明。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占筮，大都要通过变爻变卦来实现，但通查64卦384爻，查不出《易经》有变爻变卦，只能是后人有意外加的。外加的有违《易经》原意，有违《易经》本来的宗旨，由“画蛇添足”者负责，后人只能遵重《易经》，不尊重外加的邪说。

第21条《易经》是中华文化之脊梁的法则。

《易经》诞生于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诞生之时起，他就是中华文化之脊梁，炎黄子孙思维方式之准则，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规律，对我国道教、儒家、文字、数理、中医、建筑、哲学、思维方式、以及政治、军事、谋略学等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世界的影响同样深远，可以说《易经》、《孙子兵法》是流传最广，影响世界最大的代表之一。

就连美国白宫、五角大楼的高层领导都十分重视这两本著作的研究，深入探讨中华民族为什么历经7000年而不倒，至今犹在生生不息，还在掘起而复兴。世界公认的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四大文明古国，印度曾被大英帝国沦为殖民地，巴比伦被波司王国所消灭，埃及被马其顿亚力山大所灭亡，三大文明古国都先后倒下了，灭亡了，唯独中国永生而不倒，于是美国急于找到这个不倒的秘密，他们认为“中国文有《易经》这本政治哲学巨著，武有《孙子兵法》世界第一兵书，可能是不倒的的根源；于是企图在这两本巨著中寻求解答，找出秘密。”

其实，中华民族永世长存的原因很多，也很神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永远难以猜想，就是揭开了迷底，他们也难以摸仿。因为中国人还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有唯物辨证法，拥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拥有一个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和科学发展观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13亿中国人民愤发图强，所以说“中国亮剑，谁敢争锋”。西方学者，不少政治家都比美国统治者懂事而聪明。略举一例，以资借鉴：瑞士哲学家荣格说过：“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往往被后来的实事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传7000年而不倒，比西方2000年的《圣经》优越得多。”美国人只知道中国人文有《易经》、武有《孙子兵法》是永远不够的。在此，恕我又要说：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不少人，却对神奇的《易经》淡而视之，冷而待之，甚至有少数人还在错而用之。您说令人遗憾不！

第22条《易经》的思维方式法则。

思维方式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模式，就是社会人群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过程所形成的思想惯性的一种完成，它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素质。具体的说，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用什么方法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唯物主义者，总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用唯物的观点辨证的方法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这同《易经》的政治哲学学问是相通的。近代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人和人的最大差别不在别处，而是在两支肩膀以上的部分，在于大脑的思维活动及其方式。”现在社会上也流行这样的话：“办事得有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成败，脑袋决定口袋。”可见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性、指导性。哲学是思维科学的核心、哲学，堪称各个学科的领导科学、指导科学、不管是学工、学商、学农、学军以及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矿产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等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都与每个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有联系有影响。

思维方式（指方法与模式）的优劣，决定事业的成败，所以科学思维方法关系着个人的前途事业，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命运。我发现目前青年干部的哲学水平远不如老同志，应该发扬延安学风，提高马列主义哲学水平。我解读过楚渔同志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我觉得此书可以作为大中学的辅导教材，以提升青年的科学思维方式，作为干部的自学参考书。在此摘录一段原文供读者参考。“我们中国人总是习惯地把我们落后的根源推到体制和文化等客观因素上，实际上没有抓住要害，落后的根源应该是我们落后的思维模式与落后的教育、教材；思维模式虽然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但是一旦形成习惯和思维定势，思维模式就与原来的文化关系不大了，反而思维模式主导文化的走向。中国人思维混乱，而且僵化，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落后的思维模式，中国人赶超西方永远是一句空话，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个有“术”无“学”的民族（重战术不重战略）。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不信我们就看看古代中国的情况吧！

有哲理——无哲学有名家——无逻辑学家

有音乐——无乐理学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

有测量——无几何学有美术——无美学

有技术——无物理学有炼丹术——无化学

但是，实际经验和历史积累，也使中国有众多的发现与发明，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物理、医术、算术、农业、地理、考古、水利、工程建筑等领域领先于世界技术的发明和发现，共有100多种，因此，美国的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感叹说：“如果世界诺贝尔奖早在古代已经设立，多项奖金的得主就毫无疑议的全部都属于中国人”。然而，就因为受中国自己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就连“四大发明”的巨大作用也没有得到延伸和扩大，对中国的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非常有限。例如：中国人拿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爆竹，成为统治者、富有阶层歌功颂德，祝寿丧葬之用，甚至消遣玩乐，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变成国家的国防工具，制造兵舰大炮。指南针，基本上是用来看风水，找墓地，没有像西方一样用于航海、开发市场，开拓国际商贸，用于富民强国。造纸印刷术也多半是用于宣传迷信，祭奠死者，印刷亡人钞票，用高等蜡光纸为亡人制作灵屋和生活用品，而焚烧浪费。没有像西方一样用于宣传科学，发展信息，推动社会文明。中国落后的传统思维模式，使享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人在过去100多年都是落后挨打的对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全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谁把中国人当人看，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摘掉。伟大领袖毛主席，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东方”。毛泽东主席以他伟大战略家的战略思维，超人的勇气和智慧，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英勇奋战，同世界上第一强国、武装到牙齿的美国，打了三年大仗，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振惊了世界全球才开始真正把中国人当人看。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一贯称王称霸，谁敢枪对枪、刀对刀同他拼搏，谁敢指名道姓的说：“美国是纸老虎！”只有中国，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唯物辨证法哲学思维方式的胜利。最后用马克思的名言作为本文的结语：“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最强大的杠杆。”综上所述：真理胜于邪说，实事胜于雄辨，科学思维方式确是胜利之本，传统思想方式值得深刻批判。

“要冷静，要坚强，老头儿，”他说。

又兜了一圈回来，鱼的脊背露出了水面，但它还是离小船太远了。又一圈之后，大鱼还是离得很远，只不过在水面上略微高出了一些。老人确信再多收回一些线，他就能把大鱼拉到船边了。

鱼叉老早就准备好了，叉上的一卷细绳子正在一个圆筐子里，另一端被牢牢地系在船头的缆柱上。

大鱼又兜了一圈回来了，它如此的沉着美丽，只有大尾巴在动。老人用尽全力把它拉近些。有那么一会儿，大鱼往他那儿倾斜了一下。接着它又竖直了身子，开始转下一圈。

“我把它拉动了，”老人说，“我刚才把它拉动了”。

这时他又感到一阵眩晕，但是老人竭尽全力去拉这条大鱼。我把它拉动了，他想。也许这次我就能把它拉过来。拉啊，手，他想。站稳了，腿。挺住吧，头。挺住！你可从没晕过。这次我要把它拉过来。

但是当他用尽全力，在大鱼还没游到船边就开始使劲往回拉，大鱼侧过半边身子，又挺直了游走了。

“鱼啊，”老人说。“鱼啊，你终归是要死的。也要连我一起弄死吗？”

这样下去会徒劳无功的，他想。他的嘴唇干得说不出话来，但眼下还不能去够水瓶。这次我必须得把它拉到船边，他想。再多转几圈我就不行了。不对，你行的，他告诉自己，你永远都行的。

大鱼转下一圈的时候，老人差点就得手了。但大鱼又一次正了正身子，缓缓地游走了。

你会把我弄死的，鱼啊，老人心想。不过你有这个权利。我从未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冷静、更高贵的生灵，兄弟。来吧，把我弄死吧。我不在乎我们中谁把谁弄死。

你现在脑袋开始糊涂起来了，他想。你必须得保持清醒。保持清醒，你要懂得如何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忍受痛苦。或者像鱼一样，他想。

“清醒一下吧，头，”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清醒一下。”

大鱼又兜了两圈，一切如旧。

我不知道，老人心想。每一次他都感觉自己快要垮了。我不知道。但我还得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当他拉动大鱼的时候，感觉自己就要垮了。大鱼正了正身子，又一次缓缓地游走了，大尾巴在空中摇摆着。

我还要再试一次，老人许诺，尽管此时他的双手已血肉模糊，他的眼睛也不太好使了，只能间歇地看清楚了。

他又试了一次，还是老样子。于是他想，还没开始就感觉要垮了；我还得试一次。

他忍受住了所有的疼痛，用剩余的所有气力以及早已耗尽的骄傲，与大鱼相搏。大鱼终于来到他的身边，慢悠悠地游到他的身边，它的尖嘴几乎碰到了船板。它开始从船边游过去，身体那么长，那么高，又那么那么宽，银色的鱼身上紫色的条纹在水里无尽地延伸着。

老人放下钓线，一脚踩住，把鱼叉举得尽可能高，用尽所有力气，加上他刚才鼓起的力气，向下直插进大鱼身体的一侧，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的地方。那高高耸立在空中的胸鳍跟老人的胸膛一样高。他感到那铁叉插进了鱼身，又把身子倚上鱼叉上，再扎深一点，接着把身体所有的重量压了过去。

接着大鱼突然活了过来，尽管死到临头了。它高高地跃出水面，展示着它惊人的长度、宽度、它所有的力量和美丽。它似乎就在老人的小船上方悬着。然后它“砰”的一声坠入了水中，激起的浪花溅了老人一身，也溅满了整条船。

老人感到眩晕，恶心，眼睛看不清东西。但是他清理了鱼叉上的线，让它从满是伤口的手中慢慢地溜过。当他能看清东西时，老人看到大鱼仰天躺着，银白色的肚皮朝上。鱼叉的柄在鱼肩那儿斜插着，鲜红的血从大鱼的心脏那儿流了出来，使海水变了色。起初那血迹黑黢黢的就像是一英里深的蓝色的海水里的一滩暗礁。然后它慢慢地像云朵一样散开。银白色的大鱼静静地随着海浪漂浮着。

老人用他偶尔能看清的眼睛仔细看着眼前的景象。接着他把鱼叉上的线绕着缆柱缠了两圈，把头搭在手上。

“让我的脑袋保持清醒吧，”他靠着船头的木头说。“我是一个疲倦的老头儿。但我把我的兄弟，也就是这条大鱼给弄死了。眼下我得干苦活了。”

现在我必须得准备些绳套，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即使这儿有两个人，把小船装满了水好把大鱼运进来，然而把水都舀出，这只船也绝不可能承得住它。我必须把万事准备好，把大鱼拖过来，好好地绑住，竖起桅杆，扬帆回家。

他开始把大鱼拉过来，拖到船边，这样他就可以把绳子从大鱼的腮那儿穿进去，再从嘴里穿出来，把鱼头牢牢固定在船头。我想看看它，他想，抚摸它，感受它。它是我的财富，他想。但这并不是我想感受它的原因。我想我刚才摸到了它的心脏，他想，当我第二次握着鱼叉柄扎进去的时候。现在得把它拖过来，牢牢系住，用一根套绳捆住它的尾巴，再用另一根把鱼身子捆住，绑在小船上。

“开始动工吧，老头儿，”他说。他喝了一小口水。“战斗结束了，要下力气的活儿还多着呢。”

他抬头看看天，然后向外看看鱼。他仔细看着太阳。中午刚过了一会儿，他想。而且信风开始起来了。现在钓线都用不着了，等回家了我和男孩再把这些线拼接起来。

“来吧，鱼儿，”他说。但是大鱼并没有动。相反的，大鱼正在海里躺着，打着滚，老人把小船划了过去。

当他划成与大鱼并排，鱼头靠着船头时，他简直无法相信它会有那么大。但是他把鱼叉的绳索从缆柱上解开，从大鱼的鱼鳃那儿穿进去，再从下巴那儿掏了出来，在那尖嘴上绕了个圈，然后再从另一个鱼鳃穿了进去，在尖嘴上又绕了个圈，最后打了个双结，把大鱼紧紧地系在了船头的缆柱上。他砍下一段绳子，到船尾把尾巴绑好。大鱼已从原来的紫色和银白色完全变成了银色，鱼身上的条纹有和尾巴一样的淡紫色。那条纹比老人五指伸开还要宽，大鱼的眼睛冷漠得如同潜望镜的镜面，抑或是宗教游行队伍中的圣徒。

“这是弄死它的唯一的办法了，”老人说。喝完水之后他感觉好多了，他知道自己不会垮下去了，头脑也清醒了许多。这样看来大鱼足足有一千五百多磅重，他想。也许还更重。开膛剖肚后，净重如果还有目前的三分之二，按每磅三十美分来算的话？

“我需要用笔算，”他说。“我的脑袋不太清醒了。但是我认为了不起的迪马尼奥今天会为我而骄傲的。我没长骨刺，不过双手和后背可真是太疼了。”不知道骨刺是什么，他想。也许我们身体里长了这东西也不知道呢。

他把大鱼紧紧地绑在船头、船尾和船中间的横梁上。它可真大，就像是在小船旁边绑上了一只更大的船一样。他割下一段钓线，把鱼的下颚和尖嘴绑了起来，这样鱼嘴就不会张开，小船也就可以尽可能不受阻碍地前行了。接着他竖起了桅杆，装上那根鱼叉上带的棍子并装上了风帆的横桁，打着补丁的帆开始鼓风，小船开始移动了。老人半躺在船尾，向西南方向驶去。

他根本不需要用指南针来告诉他哪儿是西南方，只要凭信风吹来的感觉和船帆鼓风的情形就知道了。我最好在细钓线上绑个钩勺抛出去，钓点东西吃，吸点水分喝。但是他找不到钩勺，而且沙丁鱼饵也都腐烂了。于是老人用鱼钩钩上来一堆从小船旁流过的黄色马尾藻，拎起来摇了摇，水藻里的小虾就顺势掉在了船板上。估计有十几只的样子，它们像沙蚤一样乱蹦乱跳。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掐掉小虾的头，连壳带尾地送进嘴里咀嚼着。它们非常小，但老人知道它们营养丰富，而且味道也很好。

老人瓶里还剩下两口水，他吃完小虾后喝了半口。考虑到不利的条件，小船行进得还算顺利，他把舵柄夹在胳膊下来掌舵。他能看到大鱼。只需看看他那双手，脊背靠在船艄上，他就能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不是一场梦。在战斗结束之前，曾经有段时间，他感到非常难受，于是猜想也许这真的是一场梦。然后当他看到大鱼跃出水面，掉进海里之前在上空一动不动地悬着，他确信这其中大有奇异，感到难以置信。

当时他不大看得清楚，尽管现在他跟往常一样看得一清二楚了。现在他知道大鱼是存在的，他的双手和后背都不是梦。双手会很快痊愈的，他想。我把污血都放干净了，含盐的海水会治愈它们的。墨西哥海湾深色的海水是最好的疗伤药。我必须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双手已经尽了本分了，我们的小船也航行得很好。大鱼的嘴闭着，尾巴一上一下地直竖着，我们就像兄弟俩一样航行着。接着他的脑袋开始变得有点糊涂了，老人心想，是我把它拖过来的，还是它把我拖过来的？我要是把它绑在船后拖着走，就没什么疑问了。或者鱼被剁的七零八碎堆在船里，也没有什么疑问。但他们一起并排航行着，老人想，要是它高兴的话就让它把我拖过去吧。我只不过是靠了诡计才比它强的，而它无心害我啊。

他们顺利地航行着，老人把双手浸在海水里，试图让脑袋保持清醒。天空中积云堆积得很高，上面还有许多卷云，老人知道微风会吹上一整夜。老人一直盯着鱼看，来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样过了一个小时，突然有鲨鱼来袭！

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那一滩深色的血迹在一英里深处的海里像云朵般沉积并扩散开来，它从深深的海底游了上来。它游得如此之快，全然不顾一切地冲破蓝色的海面，跃入阳光中。接着它又重新掉入水中，寻找着血的气味，开始朝小船和大鱼行驶的那条航线游来。

有时候，它把血腥味跟丢了，但它又会嗅出来，或者仅是嗅到了那么一点儿，就飞快地紧跟上来。它是一头很大的灰鲭鲨，生就一身好体格，是海洋中游得最快的鱼类。它周身除了颚部是那么的美丽。它的脊背如剑鱼一般蓝，肚皮呈银白色，鱼皮光滑而漂亮。它的体格很像剑鱼，除了那张紧闭的大嘴，眼下它就在水底快速地游着，高高的背鳍划破水面，没有一丝抖动。在它紧闭着双唇的嘴里，一口牙齿共八排朝里倾斜着，不像一般鲨鱼的金字塔形，它们像人类的手指蜷成爪子的样子，牙齿几乎和老人的手指一般长，两边都有锋利的切口。这种鱼生下来就是以海中所有的鱼类为食的，它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体格是如此健壮，武装得如此之好，一直所向无敌。眼下闻到越来越新鲜的血腥味，它加快了速度，蓝色的背鳍划破水面。

老人看着它游过来时，他知道这条鲨鱼毫无畏惧，它会随心所欲。他看着鲨鱼游上来，准备好了鱼叉，系紧了绳子。由于之前把绳子砍下一截来绑大鱼，绳子短了。

老人此时头脑清醒好使，充满决心，但他胜算很小。这一切都太美好了，美好得无法持久，他想。看到鲨鱼逼近时，老人看了一眼大鱼。这简直像做了一场梦，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来袭击我，但我可以打它。大牙鲨，他想。你老娘要倒霉了！

鲨鱼飞速地逼近船尾，当它袭击大鱼时，老人看到它张开大嘴，看到它那双奇异的眼睛。它咬住大鱼尾巴上面一点的部位时，牙齿嘎哒嘎哒作响。鲨鱼的头露出了水面，他的脊背即将冒出，老人听到大鱼的鱼皮和鱼肉被撕扯下来的声音，他用鱼叉使劲戳进鲨鱼脑袋上的一个点里，那个点正好在双眼之间的那条线与鼻子通往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处。当然鲨鱼头上是没有这样的线的，只有厚实的蓝色尖头、硕大的眼睛以及那咔嗒作响、冲力巨大、吞噬一切的巨颚。但那个点正是脑子所在的位置，老人击中了。他使出全身气力，操着那把完好的鱼叉，用血肉模糊的双手用力戳进。他不报任何希望，却满怀决心和恶意地戳下去。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出它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生气，但它又翻了个身，身上缠上了两道绳子。老人知道鲨鱼快要毙命了，但鲨鱼却不愿认输。接着，它背朝下躺着，大尾巴拍打着，大嘴噶哒嘎哒咬着，身体如一艘快艇一样飞速地划破水面。它的尾巴击打着，水面泛起白色的水花，四分之三的身体露出水面，这时绳子突然绷紧，颤动着，“啪”地断了。鲨鱼在海面上静静地躺了片刻，老人一直盯着它。接着它慢慢地沉下去了。

“它吃掉了几乎四十磅的鱼肉，”老人说出声来。它还把我的鱼叉和所有的绳子都扯走了，他想。眼下我的大鱼又在流血了，还会有其他的鲨鱼过来的。

他不忍再去看大鱼了，因为它已被咬得残缺了。大鱼被袭击的时候，老人感觉好像是自己受了袭击。

但是我把袭击我的大鱼的鲨鱼弄死了，他想。它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大牙鲨。上帝知道我见过的大家伙可不少。

好事不长久啊，他想。我希望这一切都是个梦，希望从来没有钓到这条大鱼，希望我正独自躺在铺着报纸的床上。

“但人不是为了失败而生的，”他说，“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不过我很难过把大鱼给弄死了，他想。如今糟糕的时刻要来了，我连个鱼叉都没有。大牙鲨凶残、能干、强壮、聪明。但我远比它要聪明。也许并不是，他想。也许我只是武器比它强。

“别想了，老头儿，”他说出声来。“按航线航行吧，一切随机应变吧。”

但我必须得思考，他想。因为这是我唯一剩下的东西了。这个，还有棒球。不知道了不起的迪马尼奥会不会喜欢我那样刺中鲨鱼脑袋？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他想。随便一个人都能做得到。但你可认为，我这受伤的双手就如同骨刺一般是个极不利的条件？我无法得知。我的后脚跟从未出过毛病，除了有一次游泳的时候，我踩着了一条海鳐鱼，它蜇了我一下，我的小腿麻痹了，疼得不得了。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存在主义创始人。胡塞尔的学生。曾先后在马堡大学、弗赖，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说：“廖莉娅够苦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她……”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谁要你的空头支票？到处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说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你那个往后顶个屁。到那时候，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往后还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干吗我？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攒下钱，要什么有什么。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噜一声，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不足为怪。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把他顶回去，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干脆，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一支伟大的、强有力的建设大军。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你们这样的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尔。 　　“他们要是不服从呢？你知道，暴力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进了盘子里。 　　“你手轻点，年轻人。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丘察姆来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厚点，带棱的。”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力不从心，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她想东想西，心神不宁，也没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他长得像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爱。乔治长成了个懒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尽他挑。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达雅，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样一来，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咂着嘴挖苦她说：“嗬，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没想到。”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她告诉他，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放荡姑娘”的女共青团员的。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一头扎进枕头，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这号人是不听劝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情况，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打发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不错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