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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监禁逃脱攻略,短语get away与单词getaway 区别

时间:2022-04-30 03:12:21来源:整理作者:佚名投稿 手机版

1,短语get away与单词getaway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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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scape什么时候做及物动词什么时候做不及物动词

当表示逃避或躲避监禁或管制等不愉快的事,是及物动词,其后无需用介词;但若是指从监禁或管制等状态中逃脱或逃走,则为不及物动词,其后可接介词(如from等)。比较: 举个例子作对比: He escaped prison. 他躲避了监禁(即本该入狱但逃避了)。 He escaped from prison. 他越狱了(即已经入狱但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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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礼逃生Wedding Escape攻略玩法

婚礼逃生Wedding Escape攻略玩法 1. 按下方的BOUNCE新郎或新娘就会开始逃跑,第一个追上来的是神父,在下方点击就能交换硬币或钻石的颜色。如图所示,点击一下银币就可以转换成金币消除。 2. 每个关卡都有限制步数以及目标消除数,必须在步数内完成目标消除数才能再进阶,在上方有四个工具,若想使用工具必须消除上方硬币或钻石的指定数量。若一口气消除四个以上的硬币或钻石可获得一个亮晶晶的硬币或钻石。 3. 要使用工具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得有亮晶晶硬币或钻石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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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真人真事改编比所有恐怖片都渗人

本文由电影天堂(ID:dianyingnews)授权转载

作者:堂叔

有句话讲:当一个人绝望时,会紧紧抓住每一根稻草。

这是本能的自救反应。

就比如,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要是溃败的军队,必输的战斗呢?

有些士兵坚定执行当了炮灰;

还有些,为了活命当了逃兵。

当逃兵,是“紧紧抓住每一根稻草”,话是这么说,但未必是“救命的稻草”——

《冒牌上尉》

这是一部德国电影,故事的背景是二战末期。

《冒牌上尉》,看名字就知道,这个故事跟假冒的行为、上尉的身份有关。

电影的主角叫威利·赫罗德(麦克斯·库巴彻 饰演),他是一名逃兵。

在当逃兵之前,赫罗德是一名普通士兵,没什么军衔(豁免兵),部队溃败。

他逃跑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宪兵队追捕时差点丢了小命。

侥幸活了下来,又只得做些鸡鸣狗盗的勾当,月黑风高时流连于各个农舍之间。

某个寻常的夜晚,赫罗德偷鸡蛋时被发现,一同行动的盗友也被气愤的农夫用干草叉生生刺死。

赫罗德可真是太不走运了。

元首的帝国将倾,他不关心,当逃兵只想活命而已;

后方资源吃紧,偷原本就拮据的农家,就图个填饱肚子。

霉运太多,也会触底反弹,逃兵赫罗德也不例外。

荒郊野外,阴气沉沉的马路边,他发现了一辆无人的汽车。一番恶狗式的搜刮后,赫罗德得到了两样东西:一篮食物和一身行头。

填报了肚子,换上了新装,赫罗德才惊觉,自己捡了一身上尉的行头。但他只是觉得讽刺,这世道,难混。

正当赫罗德感受着这套上尉衣服的干爽、舒适,远处跑来了一个破衣烂衫的士兵,一眼看去就是逃兵的样子。

不等赫罗德开口,那个士兵率先行军礼:列兵瓦尔特·弗莱塔格向您报到,上尉先生!

我是上尉……吗?

豁免兵威利·赫罗德摇身一变,成了上尉威利·赫罗德。

列兵(豁免兵)弗莱塔格是他手底下唯一的士兵,同时兼职司机。

这是赫罗德第一次以“上尉”的身份说话,对方原本跟他同等军衔,赫罗德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发现,真好用。

但他对上尉这个身份还不够坚定。

紧接着,一官一卒来到了农夫们活动的酒馆。

赫罗德入场就喊希特勒万岁,满屋子人只有一个压到嗓子眼儿里的声音回应他,店老板告诉他军服在这里已经吃不开了,有人低声附和说:

“尤其是德军制服。”

看到这些农夫对士兵的蹭吃蹭喝如此警惕,赫罗德迟疑过后立刻转换了思路。

他当场宣布,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执行一项特别的命令:清点农夫被逃兵偷抢的财产,并统计相应的补偿额度。

赫罗德把谎言说出来,农夫们的反应给足了他面子,顷刻间,满屋子都是希特勒万岁的共振声。

就连非常警惕的店老板,也端上了烤肉。

有好处,大家都一拥而上,谎报自己的损失,谋求更多的赔偿。

此时,赫罗德强迫自己保持优雅的吃相,但他确信了一件事儿:自己得变成上尉。

当天夜里,农夫们就抓到了一个偷东西吃的逃兵,赫罗德二话不说,走上前就开枪毙了他。

就像个杀伐决断的上尉一样。

给我立正!快点!

赫罗德第一次发号施令,是在离开酒馆后的一个农户家里。

这家人被一群逃兵挟持,逃兵们抢了他们的食物,还要虐待他们。

赫罗德来的正是时候,进屋之后和逃兵们本是枪口相向,但他镇定的喊了一句:

“现在先立正,给我快点!”

对付农民,用安抚;对付士兵,用权威。

赫罗德不但顺利解决了当天的口粮问题,还顺道收编了这几个士兵,扩充了队伍规模。

收编得有名号,赫罗德把酒馆骗农夫的那套在这里又完善了一下,谎称这项特别行动叫H特遣队,自己就是负责人。

随后,H特遣队不断扩充,甚至收编了两个拉着防空炮的散兵。

就这样,赫罗德的谎言越编越大,直到宪兵队发现他没有行军命令时,他干脆声称自己向元首负责,属于最高机密。

赫罗德蒙混过关,但这个上尉的身份,已经和他紧贴上了。

由于汽车没了汽油,H特遣队只得和宪兵队一起前往就近的埃姆斯兰德2号营地。

这个营地,其实就是个拘留逃兵的惩戒性的地方,而抓捕逃兵的宪兵队头子容克上尉,也是片头追捕赫罗德的人。

容克见到赫罗德的时候,他觉得面熟,一时没有记起来。

这是当逃兵后赫罗德遇到的最危险的时刻,他又一次侥幸逃脱,危险的处境告诉他:自己必须是上尉。

士兵或死,逃兵必死

2号营地拘押着大量被抓捕回来的逃兵,宪兵队和冲锋队的人等司法部派人过来组织临时法庭,已经等的不耐烦了。

前线的士兵拼死拼活,死伤严重;

这帮被拘押的逃兵反而有吃有喝,不必为死担忧。

宪兵队的容克上尉和冲锋队队长舒特,恨不得立刻处死这些被关押的逃兵,但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

既然赫罗德是元首授权的特别行动队,负责的正是后方逃兵对平民的盗窃、抢劫等问题,两人迫切的渴望赫罗德能代为解决。

半推半就中,牛逼吹大了的赫罗德主动承担了就地审判逃犯的工作。

说是审判,跳过了司法部的繁琐流程,就是挖坑处决。

接下来的几天,赫罗德指挥他的H特遣队,在埃姆斯兰德2号营地进行了针对逃犯的血腥屠杀。

要知道,这场针对同胞的屠杀,离德国投降只剩不到两周的时间。

没有这身军服,赫罗德就是个货真价实的逃兵,这一年,他才十九岁。

不用拿年龄或者任何借口给赫罗德开脱,赫罗德当逃兵是为了保命、偷食物是为了保命、假冒上尉一开始也是为了保命,但他无疑是有罪的。

只不过,他在酒馆走错了第一步,就有了将错就错的第二步、情不自禁的第三步、不由自主的第四步,直到他变成“埃姆斯兰德刽子手”。

而在不由自主,不得不是上尉之前,他一直都有选择。

同样是一身军服、一个假身份、一群破衣烂衫的炮灰,《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龙文章选择了救人,赫罗德却把他们推进深渊。

区别在于,龙文章是虚构的,赫罗德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赫罗德真的应该承担所有的罪责吗?

他是埃姆斯兰德刽子手,得为125条死去的人命负责。

真的要赫罗德一个人负责吗?

显然,《冒牌上尉》的着力点压根就不在赫罗德的罪名落实上,电影真正的目标,是那些看不见的共谋者们。

从第一个跟班弗莱塔格到酒馆老板、逃兵小队、冲锋队队长舒特、容克上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面前的上尉是个冒牌货。

赫罗德假装的并不高明,谎话也错漏百出,但是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共同促就了埃姆斯兰德刽子手的“诞生”。

罪名当然不会追责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的罪名是隐性的、不可见的。

类似的事情,历史上发生太多次了,助推德国与日本法西斯的平民,每一次战争背后的利益集团,每一次直接或间接参与屠杀的士兵,甚至是网络暴力的参与者。

1968年3月16日上午,越南战争进入后期,美军上尉欧内斯特·麦地那和中尉威廉·卡利带领所属步兵连105名士兵,受命进入美莱4村。

他们收到消息称,这里有大量越共主力活动。

到了那里之后他们没有发现越共,出于报复,杀掉了至少504名平民,这其中大多是妇女、儿童、婴儿和老人。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美莱村大屠杀”。

1971年,上尉麦地那和中尉卡利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上尉麦地那被判只需为一个越南妇女的死负责,随后被免除处罚;

中尉卡利被判决谋杀102名越南平民,处以终身苦役的惩罚,1974年时被改为10年监禁,后又改为在公寓软禁3年后释放。

参与屠杀的每一个士兵,在隐性的规则中抹掉了罪名,但你知道,他们没有无辜者。

1961年,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以色列政府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

两年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意指那些“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

不必说,赫罗德成为刽子手有多少人在背后出力,他们无名无姓,都是“无辜者”;

美莱村惨案,中尉卡利承担了所有罪名,那些机枪对准平民的士兵,都是“无辜者”。

《冒牌上尉》中,赫罗德几乎没有遭到抵制,两个检举他的人也“左顾右盼”。

美莱村惨案发生时,曾有一名叫休·汤普森的飞行员发现这里的情况后,把直升机降落在士兵和平民之间,他说:

“如果你们不停止射杀平民,我会命令机组向你们开火。”

善良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不必强求每个人做到像休·汤普森一样。

不是要指责谁没有制止,只是希望不要做“共谋者”而已。

当英雄很难,躲在背后使坏,可太容易了。

5,无产中产阶级穷且奢华的年轻人

为了在朋友圈做网红,我每天只吃包子。

用半个月的工资在迪士尼住一晚,我觉得值得。

想要和身边的人一样小众,但其实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

消费社会正竭尽所能让年轻人买买买。

数据显示,2017年90后年人均消费比两年前上涨了2.7倍。理想生活和现实收入之间,年轻人们逐渐趋向不均衡消费。

他们有着良好的生活品味,但穷。

他们被称作:无产中产阶级。

本文作者赵普通和刘妍。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长夜中的微光:中产时刻

无产中产阶级试图用那些中产时刻来点亮自己的庸常生活。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漫长黑夜。

婷婷27岁 月薪7.5k

那一夜,值。

“五星酒店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治愈了我四年穷游积累下的疲惫。”

大学那几年,我曾疯狂迷恋过一阵在路上的感觉,作为背包客,我骑行过318国道进藏,也去新疆徒步过。

女孩子住旅店很不方便,条件脏乱差不说,有一次,一个男人闯进我的房间企图不轨,我借口洗澡逃脱才躲过一劫。

庆幸之余,我把自行车在那个不知名的镇上卖掉,搭车回了省城,用剩下的钱订了一间五星级酒店的房间。

当我脱掉一身臭汗的衣服,躺进浴缸的时候,我的灵魂都被熨平了,有一种久违的被文明包裹的感觉。

自那之后,我就成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爱好者。

开始工作后,我喜欢上了城市旅行,目的就是为了住五星级酒店,顺便看看城市的博物馆和景区。

每趟旅程算下来,只有住宿费用一家独大,能占到一趟旅行的百分之七八十。

我喜欢五星级酒店那种彬彬有礼的接待,也喜欢房间别出心裁的布置,和我做的设计类工作也有一些交集。

用心的酒店还会在床头扎起一束小花,赏心悦目,让人感到轻盈快乐,为了享受这些美好事物,每次我都会带一本诗集,在清晨醒来后读一读。

等到晚间,这些位置良好的酒店落地窗就会映出整个城市的霓虹。

照理说,五星级酒店不是我的工资支付得起的,可在二三线城市的淡季,价格就会降下来。

每当这个时节,我开始了我的城市巡游计划,这些酒店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山麓的、江边的,身处其间既舒心又放松。

我总在计划将年假拆出来,拼上周末,可以去另一个城市,住两晚酒店,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这是我的出神时刻。

回到现实,我和闺蜜合租着一间很小的房子,床头柜上堆满了没有来得及扔进洗衣机的衣服。公司虽小加班却多,我常常是一回出租屋,倒头就睡。

我的梦想是存钱,去迪拜的帆船酒店住一次,听说那个酒店建在海上,夜里的海绵浮动着金钱城市的灯光,孤独又美丽。

图片为五星酒店的夜晚,拍摄自婷婷

胡松28岁 月薪15k

中产恋爱,我all in了。

“用了5年时间脱贫后,一场恋爱让我的生活又跌回了刚毕业的状态。”

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因为工作性质相近,所以比较聊得来,很快,我们开始约会了。

在这个尴尬的年纪遇到心怡的异性是一件很微妙的事。

更微妙的是,饭后她抢着买单时,我看到她微信零钱里有8万多的余额。

从那以后,我开启了只要约会见面就要花正常开销的10倍以上的畸形生活。

提升自己的标准,而不是让对方降低标准。

不要轻易评判对方的高额单品消费,哪怕你不知道什么是胸针。

记住这不是谁的错,不要自怨自艾。

这是我总结出的《当代跨阶级恋爱基本礼仪》。

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月随份子又花了几千。以前总会嘲笑她在做没意义的事情的我,恨不得和我妈抱头痛哭一个小时。

一个人吃沙县或者兰牛的时候,我通常用“好东西吃腻了”来安慰自己。她送过我一只价格过万的手表,为了送她等价的东西,我两个月都没有缓过来。

现在每月半数的工资,都像是为了和她做等价交换的恋爱游戏。但我想把这个游戏玩下去。

中产养成: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

过去的生活里,他们经历着不同的痛点。

现在,他们有各自要面对的焦灼。

在什么物有品质、什么钱值得花上,他们也养成了各自的执念。

七哥26岁 月薪6k

做一个不喝星巴克的伯爵。

“月光下的葡萄酒杯真的很打动那个年纪的我。”

中学时代的一个晚上,我看了《基督山伯爵》。

伯爵让我第一次觉得,生活还可以这样过,优雅、绅士,又有追求。

大学一毕业,我就给自己办了张健身卡。就在昨天,我刚买了一套一万多的私教课。

平时我养成了买香水的习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目前最贵的只有一千左右。

周末我喜欢去周边游,搭帐篷,野餐。

为了这些追求,我在其他的方面都很对自己很苛刻。

住的是花700块和别人合租的上下铺,虽然只有7平米,但是四季我都会更换植物。

在同事眼中,我是出了名的铁公鸡。

我没有喝过星巴克,可以自己在家冲咖啡,也从不逛大商场,衣服只要舒服就好。最近我想把正在学的吉他换成大提琴,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音色。

至今我都能记得中学看那部电影时,月光下的葡萄酒杯真的打动到了那个年纪的我。

图片为野餐中的伯爵,拍摄自七哥

小麦27岁 月薪7.5k

我的合群都是装的。

“来到广州之后,我和身边的人一起看演出,买潮牌。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合群都是装出来的。”

25岁那年,从老家辞职来到广州,应聘到一家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告别了之前安逸而无聊的生活,扑面而来的也不只是新鲜和美好。

公司在一栋高档写字楼里,出来进去的人看上去都很高级而又忙碌,我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被什么东西阻挡着。

努力融入他们的圈子,是我来到公司以后的第一门课。

公司旁边是一家商场,为了和同事一起吃饭聊天,我也开始和他们一起去商场餐厅,回来手上还要拎一杯星巴克或者果蔬汁。

有人聊起来喜欢一些小众乐队,我就回家恶补,跟他们一起去听live,拿着签名专辑回到家,之后就再没有动过。

有一次,我拒绝了和同事去听一个日本乐队的演唱会,当她失望地说出:“我以为你之前很喜欢他们的。”

我开始后悔,回去路上一直在想,她会不会发现我之前都是装出来的。

我学会了这里的生活方式。

我向家人要钱换掉了旧的手机,淘宝关注的店铺也换成了设计师的小众品牌。

去年的一万块年终奖,我直接拿来买了件潮牌大衣。

在广州待了两年,月光,谈不起恋爱,很多时候还要家里支援。

爸妈总说我在广州还不如回家,我想和他们争论,但是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有时候也在想,自己是不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

可现在再看前几年的照片,自己都觉得很土。

中产幻境和惨淡现实

也许永远没法实现中产,但中产的消费方式,会带来一种“其实我不是无产阶级”的错觉。

临近还款日,打开所有的信贷APP,他们会突然意识到,中产生活依然不属于自己。

朵24岁 月薪6k

我已经对发薪失去了感觉。

“每个月7万的信用卡还款额,换来我对中产生活的全部盼头。”

在我超负荷买第一瓶神仙水之前,我的护肤需求仅是十几块钱的丝瓜水。

当时,我的月薪只有2500,13块一盘的饺子,就算只剩下几个也会留到下一顿吃。

直到我接触了医美行业,以一瓶神仙水做敲门砖,陆续购入全套SK-II,HR,lamer,皮肤习惯了好东西,就很难再用白菜价的护肤品凑合了。

后来,我每个月光是护肤品的消费就要3000多,而我的月薪只有6000。

在这种状况下,我还出于兴趣学了古筝。比我重30斤的黄花梨古筝,是我的第一次分期消费。

350元一节次、每周一次的古筝课,我坚持了三年,已经成为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工资从来不是用来消费的,支撑我生活的经济来源全靠信用卡。

工资3000的时候,我就敢刷20万的信用额度,艺高人胆大,刷卡就不怕。

我每个月的信用卡还款额几乎都在7万,用A卡套现还B卡,我专门把账单日调得完美错开,再用分期来稀释一年的还款压力。

微薄的工资只是信用卡还款的九牛一毛而已,现在的我对发薪早已麻木。

有时候想想,身边朋友有新婚不到一年的小夫妻,会为了省点房租各自住单位宿舍,反观自己的消费方式,是不是有点病态了。

也不是没想过攒钱,但攒钱的速度永远追不上下一次的房租,下一次护肤品集体空瓶计,下一次交学费,循环往复,没有些许喘息的余地。

我根本没勇气对家人坦白自己的真实生活。

六月份年假回家,带了3000的戴森吹风机回去,我哥问多少钱买的,因为妈妈也在跟前,我脱口而出:“哎呀,盗版的,就300不到”。

Eric26岁 月薪10k

我一个穷逼在朋友圈过得像个网红。

从边陲小镇的朴实男孩,进阶到一个月换四次国际坐标的花花蝴蝶,我只用了两年。

我的大学室友是个标准现实中产。

他的头发没几根,但坚持只用卡诗最贵的洗护,偶然借来用一次,使用感跟十几块钱的超市开架洗发水的确千差万别。

慢慢地,室友习以为常的消费习惯传染到了我身上,我开始对生活品质有了追求。

我连续吃一个月超市促销的大袋特价小面包,一件件淘汰衣柜里的森马班尼路,省下来的钱都换成了小众轻奢品牌的衣服。

因为没什么钱,我会精挑细选地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品质最好的东西,审美随之提高不少,连发的朋友圈都越来越有质感。

有时候跟室友一起逛街,我甚至看起来比他还要中产,但花费就此水涨船高,再也没有降下来。

刚工作的时候,我的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四千,依然借钱租一个月2600的主卧。

毕竟在次卧狭促的空间里,我那些省吃俭用换来的品质家居小物堆积在一起,真的很难拍出中产感。

住次卧的室友工资是我的三倍,虽然我在朋友圈里过得像个网红,但他其实比我更配那个带阳台的大卧室。

有了虚荣心的鞭策,我在工作后的消费升级比大学时候更频繁,休年假花6、7万出国旅行,朋友圈也跟着质感升级了。

其实旅行途中花的每一块钱我都要精打细算,到了一个新坐标只敢吃一顿大餐,住一晚高级酒店,体验完,拍够了照片,就换更便宜的地方消费。

朋友圈截图,来源于朵

为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我几乎每天都只吃包子。

反正,我对食物没有过高需求,食物对我来说仅是果腹,我可以花1000块去新开的餐厅拔草,但不愿把它拆分成每天20多块的外卖。

我只想过得尽量极致一点。

无产中产阶级是一群极致的人,他们有极致精致的时刻,也对自己苛责至极。

他们不完全是为了吃喝玩而做隐形贫困人口,也不只是越穷越要花钱。

“以中产之姿态,过无产之生活”是他们在这个时代里寻找到的空隙,也是他们心中向往的投射。

你是这样的人吗?

本文作者赵普通和刘妍。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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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们在无人之地建起一个小村这里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性罪犯

?

话说,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有一个叫做“奇迹村”的地方,

从高处看,这个村庄藏匿在绿色的海洋里,房屋整整齐齐,周围的甘蔗田郁郁葱葱,像是一个质朴的退休社区?

并不....

实际上,这里是性罪犯的避风港……

截止到2013年,在这个只有200多人的村子里,有超过100名注册在案的性罪犯……

而这个村庄的故事,要从2009年说起……

Dick Witherow是一个身材高大,六七十岁的男人,他曾在监狱做了30多年的牧师,主要工作内容是祷告服务和成瘾性咨询……

Witherow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在监狱看遍了罪恶,看透了各种各样的人心,

但是他依旧坚信,人是可以改变的……

大约在10年前,他开始关注性罪犯,他发现在现代社会,性罪犯如同“麻风病人”一般,让人避之不及,几乎没有容身之地。

因为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规定,性罪犯在缓刑期间和刑满释放之后的居住地有着严苛的限制。

这些性罪犯日常居住的地方,周围2500英尺(762米)的范围内,不能有学校,公交车站,公园和其他儿童可能出现的各种地方。

半径762米的一个圆,两头一加就是1.5公里的直径...

——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无法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寻找到合适的住所,毕竟很难保证在自己家各个方向700多米的地方连个公交车站都没有...

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Mitherow的内心十分不是滋味,

于是,Mitherow决定帮助这些性罪犯们,通过帮助他人来为自己的过错赎罪……

在2009年,他创立了“奇迹村”这么一个社区,给性罪犯们提供住所和工作机会。

他在农田中划出一片区域,这里远离其他城镇居民居住的地方,其他四面都是农田。 用一些人的话说,这简直就是一个荒野中无人烟的地方....

然而,这样的地方,可以满足性犯罪者的居住地标准...

把一群人聚在这里,他们就不必过一个人在荒野中独居的生活...

在一开始,这里只有40名性罪犯,还是跟随Mitherow从其他地方转移而来的,

但是慢慢的,奇迹村因为环境优美,生活安宁而在“性罪犯界”广为流传,

前来这里安居的性罪犯也越来越多……

其中有一些是自己申请的,还有一些则是法院直接遣送……

“每周,奇迹村都会收到10-20封入住申请,”协调员 Jerry Youmans说,他本人也是一名注册性罪犯。

但是奇迹村也不是什么人都愿意接收,“我们一般不会接受有暴力或者毒品史的人,也不接受被诊断为恋童癖的人。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和这里的原住民。”

现在,奇迹村里有100多名注册性罪犯,其中有一个是女人,剩下的都是男人。

这些人都曾因为各种各样的性犯罪而被判刑,有的是观看了儿童色情片,有的是猥亵了自己的孩子,有的是性侵他人,有的是曾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还有的是和未成年女友发生性关系……

比如22岁的Christopher Dawson,就曾因为在19岁那年,跟自己14岁的女友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刑,同时他也被下令禁止与任何未成年人进行交谈。

提起这件事,Dawson还有点委屈,“我们都认识一年了,我真的以为她年纪很大了!”

但是,“我以为”并不是他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他被女孩的父母起诉,判处两年监禁八年缓刑。

原本只要在家呆着就好,结果他又因为不小心与朋友的未成年弟弟说了几句话,违反了自己的缓刑条例,而不得不在监狱呆了四个月……

之后因为表现良好,他被法官命令搬到奇迹村,用在这里的软禁来代替漫长的监禁……

对于Dawson来说,“虽然离开父母让我心感不安,但是这里像家一样让我有安全感,我爱这里的人们。”他说,“虽然我有性罪犯的标签,但我并不是一个怪物,我已经知道了犯错的后果。”

现在Dawson在小教堂乐队里负责演奏鼓,他非常有音乐天赋,但愿他可以好好发展,别再做坏事……

像Dawson一样保持乐观积极态度的人有很多,

其中一部分是因为觉得自己缓刑结束就可以回家,在奇迹村总比在监狱好,

还有一部分人是像Douglas Ryan一样受够了风餐露宿的日子……

在来到奇迹村之前,Ryan无家可归,只能躲在树林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但是现在,他可以住在有屋檐的地方,还能在村子里做草坪整修和维修电器之类的工作赚钱……

他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度过一生……

只是除了积极乐观的人以外,奇迹村里也有一些饱受身心折磨的人们,

比如唯一的女性性罪犯,Rose。

Rose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地方,在她的童年时期,叔叔,兄弟曾多次强奸她……

这样的痛苦并没有在结婚后停止,婚后她要一边在快餐店工作,一边养育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却经常惨遭丈夫毒打和***……

据她所说,在一次失败的逃离之后,她被丈夫起诉性虐儿童,由于不会反驳也没有钱,最终她被判刑,成为了一名性罪犯,来到了奇迹村,一辈子都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

事实究竟是怎样,已经没有人知道,但是Rose选择在这里封闭自己,孤来孤往,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除了Rose,还有不少人也并不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觉得这里不过是一个大型的牢笼,

戴着脚环监视器,不能使用电脑和手机,不能想去哪儿去哪儿,每天见到的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性侵犯者,日子乏味而无聊……如果要一辈子呆在这里,简直生不如死……

但是犯了错,还想过舒坦的生活,怎么可能呢?

正是这种“乏味”和“生不如死”,才能让这些性罪犯不断的反思自己的人生……

比如Chad Stoffel,他原来是一名西棕榈滩的音乐老师,因为曾和一名16岁男孩相恋而自愿选择一辈子住在这里。他时常受到内心的煎熬,忏悔自己曾经对未成年人男孩的所作所为……

也有的人则已经放开了过去,开始重新自己的新生活。

比如Matt Grant,他的女友是一名性罪犯的妹妹,两人在一次探访中结识并且相恋,现在已经有了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奇迹村100多个性罪犯的缩影,

但是不管他们来自何处,诉说着怎样不同的“故事”,怀着怎样复杂微妙心情,有着多么不同的生活态度,

如今,他们都只能也必须乖乖的在这里生活,为自己犯下的错负责,维持社区的平静……

奇迹村虽然有整齐的草坪,可爱的热带植物,看似田园诗一样的悠长生活,但这里曾经犯下的罪恶并不会被人遗忘,实际上,奇迹村的监管非常严格……

除了之前说的脚上的监控环之外,当地警官也在一直监视着他们……

Courtney Minton警官就是负责监控和调查的一员,每周,她都会访问一些地址,检查性罪犯居民们有没有依法登记自己的言行……

除了警官之外,这些看起来相处和平的性罪犯们其实也在互相监视……

如果有人尝试做危险的事情,其他人就会打电话警告他或者直接给制法部门汇报……

因为一旦有人犯错,整个社区都可能遭到质疑,甚至被颠覆,而这些性罪犯并不愿意因为一个笨蛋,就毁掉自己的生活……

Pat Powers是村庄的运营经理,他就是负责自我监督和监督大家的社区分子之一,

在90年代他曾是一名业内顶尖的青年壁球教练。二十年前,他因为性骚扰十几名青少年学生而被判刑。

二十年来,他每天都在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希望上帝可以原谅他。

现在,他在奇迹村努力工作,并且用他曾经作为性罪犯的思维去观察每一个人,“我可以看透这些人的故事。如果有人来到了这里,跟我说,我没犯罪,那么我会告诉他,你确实犯罪了。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够改变自己。”

除了枯燥的生活,严苛的监管,奇迹村也有人性化的一面。

每周,奇迹村的性罪犯们都会参加周会,这种周会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心理辅导和治疗。

罪犯们会谈论自己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说说自己最近的心路历程,有时候还会当众阅读自己写给受害者的信件,大家互相帮助,一起进步。

在奇迹村不远处,有一个叫做Pahokee的小城市,

有时候,Witherow会邀请一些性罪犯前往这个城市的教堂,提供乐队或者其他志愿服务……

这几乎就相当于春秋游,所以许多性罪犯都会表现的非常积极,

有一些表现良好的性罪犯甚至还会被邀请到当地居民家中,一起吃一顿暖洋洋的家庭餐,这对他们来说就是精神上最好的慰藉……

大棒加萝卜,就是奇迹村的管理之道……

而效果,还不错……

对于住在附近和原本就在奇迹村的居民来说,性罪犯的聚集让他们的态度变得两极化。

有一些非常反对,比如Pahokee的居民Kathy,在青少年时期,她曾一边被刀指着一边被强奸,即使几十年后她依旧饱受折磨。“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奇迹,”她说,“对于我来说就是噩梦。”

有这种想法的人有很多,其中许多人都慢慢搬离了这个地方……

但也有一些人并不反对,比如奇迹村住了十多年的Edgar Walford,

“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地方,没有人会在这里找麻烦。他们很多人都特别好,我交了很多朋友,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里不会再有校车来了,而我想看到孩子们。”

现在,Edgar在社区里悠闲的过着自己的退休生活,他每天都在自家花园里收获木薯,香蕉,还会打包给自己的邻居。

也有一些居民的思想,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比如和小孙子住在一起的Barbara Haywood,在一开始听说性罪犯要来到时,她非常害怕,但是现在她一点也不怕了。“我不害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经过我时,都会给我足够的尊重。”

面对这样的争议,Pahokee的市长Henry Crawford认为,当地居民其实也在慢慢与这些“邻居”磨合……

“起初大家反对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第一资产——孩子,但是现在我们在进步,给这些犯下错误的人第二次,第三次机会。

只要有执法部门管着,他们不再犯错,我们的社会可以接受他们的存在。”

不过,不管居民们怎么样想,性罪犯们基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尽管在这里,他们被隔绝,被监视,被检查,被软禁,但是这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离开这里,他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收留他们的地方了,

奇迹村,就是这些性罪犯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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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奶一口Dressel:讲真,观看儿童色情片和浏览儿童色情网站,我国也应该跟着立法了,不然一堆人都能钻法律空子

无敌霹雳可爱猪:噫这不是犯罪心理里面那个村子的原型吗

-云养猫的LL酱-:但是真不觉得性犯罪可以被原谅,受害者的受到的伤害远远大于罪犯所受到的惩罚

你再闹我也会宠爱:……感觉挺好的,给他们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罪犯们互相监督,而且还一定程度上避免他们和外人接触了以防再次侵犯他人了

佛系少女:对不起,不能理解,无法原谅,奇迹村?改成太监村很好

宇少一横是宁:哦,比起被他们搞的家破人亡的那些带着一辈子伤痕的家庭来说,他们没什么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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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失的金钱

金钱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当它如浮沙般散去时,人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构筑在什么上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许多人因为金钱的突然消失,经历了家庭跌落、信念破碎、亲密关系瓦解,他们悔恨、惊慌,最终用尽气力,在真切而混乱的废墟上,重新收拢起信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钱杨,编辑:林珊珊,采访:钱杨、武奋丰,事实核查:刘洋,出品:谷雨&故事硬核,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摄影:冯海泳

随金钱一同消逝的

过去的这个盛夏,产生了1961年以来的最高平均温度,按照中国气象局的统计,比常年同期高出整整1℃。检测到气温历史极值的气象站多达55个。就北京而言,人们经历了20个高温日和最长连续9天的闷热天。

很多人抱怨,但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受炙烤、煎熬,感到灰心。看看那些把钱通过互联网平台借出去,指望获得利息,却在一夜之间血本无归的人们。

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与他们谈论他们失去的财产和接下来的生活。不约而同地,人们提到天气。

“特别热的一天。”一个从外地去了北京的女士说,她10岁的女儿中暑了,孩子在太阳底下呕吐。她去北京是想看看自己的钱到底去了哪儿。

一位IT行业的女士记住了她丢失遮阳伞的一天。“我是个不爱出汗的人。”她说,那天她在太阳底下站了3个小时,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忍受糟糕的天气其实是他们诸多困难中最容易的一项了。

有多少人信任高利息回报,就有多少个家庭受到波及。最信任的那些,自然是以自由落体速度成为赤字家庭,最严重的那些投资者称其为“灾”,他们节衣缩食、寻求救济,同时伴随信心方面的损失。

一些家庭主妇几十年未有地记起了账。一位单亲母亲把她的一日三餐缩减为两日一餐。一位在深圳的主妇告诉我,她不得不看到3个年幼的孩子争抢炒菜里的肉丝。一位湖北孝感的农妇哭诉,她连施农药的钱都是借的。不少中年人承认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劫”。一位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女孩失去了全部财产,两次打击对她而言,难受程度是一样的,都是一夜之间,她都流了很多眼泪。非要辨别二者的区别,她的回答是:

“‘希望’这个东西不一样。”

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绝望,他们面临的问题高度相似——余下的日子怎么过?所有事情中最可怕的部分在于,钱和信心一同失去了。

轻信者大有其人。

“把XXX当银行了呀。”

不止一个无望的人这么哭诉。那当然不是银行。他们中的不少,直到钱没了,才去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它会给利息,它安全”——很多时候,这就是全部的理解了。问题是怎么有回报如此之高还百分百安全的“银行”?怎么能坐享比银行高5个、10个甚至更高的利率而不担心风险?他们的盲目、贪婪是真实的,他们的惊慌、悔恨、痛苦,也是真实的。

一位男士承认他管不住自己:

“感觉被洗脑了,老想往里放”。

一个拿全部资产投了16个平台的河北男士,得知出事时打了自己一串耳刮子:

“该,谁叫你贪”。

一位女士为了赢得作为奖励的一台苹果手机,把资金增加至四百万。

当然,理性的投资者也为数不少。他们调研平台背景、资质、排名,研究最新政策,通常都“观望了一段时间。”总之,慎之又慎——必须承认你要是他们也做不了更多了——选择了他们认为的最可靠的平台。杭州的周妍就把自己归为这一类别,“连信用卡都不用”的保守人士。她观望、调研的结果是把母亲58万养老钱都投了一个平台。有人为了规避风险同时选择了几家,谓之“分散投资”。把钱一点点,然后是大部分,最后是全部,放在了平台上。

有人甚至借钱去投——为了凑个整。大的整数对应大的奖赏(礼物、加息券、红包……),结果是——眼睁睁看着它们一个个、最后是批量地宣告故障。

最乐观的情况是良性清盘,按各自给出的时间表兑付。最坏的,基本坏到底了,一分没给剩下。

用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词来说:“雷了”。众多的雷里,实控人跑路、已立案的叫“死雷”。讲得多了,居然生出了一种苦涩的幽默感来。那个投资了16个平台的男士手上已经有6个死雷了。他是在一档理财节目中听说的这个投资渠道。后来,他和那档节目的说书人在试图讨回钱财的路上相遇了。

失去钱意味着什么?你也许能体会到丢了500块钱是什么感觉。可失去一生的钱呢?数字本身太抽象了。 “天塌了”“雷劈了”,人们调动他们储备不多的词汇描述那种感受时,总这么说。

一位投资了170万的男士告诉我,如果他能感到好受点,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170万块钱码起来是多大的一堆。

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做起了一些对等的计算——主要是帮助他们自己理解和消化。

按照各自的算法,邹明和他的妻子白白奋斗了10年。他就是那个想不出170万是多大一堆的人。对安徽的孙大成夫妇而言,损失了整个家族的216万元,他们回到了7年前。10年前邹明夫妇从河北来北京中关村做销售,奋斗起点是第一个月的300块工资。7年前,孙大成夫妇刚完婚,共同拥有3万块。他们的财富缓慢地积累,然后在这个夏天落回到3万块,还另外拥有了70万负债。

杭州女孩肖捷通过结婚到达了家庭财产的顶点,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年轻夫妇的账户,又顷刻间消失了。对于那些人到中年却倾家荡产的人来说,事态更残酷。一位云南的商贩听到消息后,“脑子里的血都绷不住了”,他42岁了,不但损失了一生的钱,还意识到自己既没能力、也没时运再挣回同样的钱了。你很难责备他不知变通,这个男人只是希望能维持三口之家的普通生活,没有更大的志向。回款无望,他靠在北京地下通道的弧形的墙角上哭了一场,明白往后的生活将断崖式下落。

一些人从命理上寻求征兆和解释。事发前,杭州良渚的夏女士去世多年的父亲突然来到了她的梦中。她懊悔自己不该忽视这个提醒。整个家族损失了六百多万的霍女士注意到,她的亲哥哥、家族的轴心,年前眼皮突然令人心惊地跳动。周妍的母亲、退休的项女士告诉我,夏天刚开始时,一只野猫曾来到她家窗下凄厉呼叫,“要死了。”她预感不祥,当时就跟女儿预言,“我们家要出坏事情。”

痛苦的数字 同类的哭声

即便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他们依然是来晚的人。早上10点55分,一个投资平台发出公告,实际控制人跑路,公司已报案。36岁的孙大成从一个家乐福超市出来,把孕中的妻子送回出租屋,在北五环上把速度踩到了时速140公里。停好车下来,他腿软了。发现写字楼里关于那家公司的信息条被摘掉了,他心里沉了一下。同时段,邹明和妻子也在赶去的路上。夫妻俩一路闷走,手里还拎着几个作午饭的包子,决心堵上一两个管事的人。

“咱离这么近,还能让人跑了?”

事后复盘,孙大成会和别人一样嘲笑他自己。仅仅是前一天,他还作为投资人去某平台考察了。在一位副总裁的接待下,他抽查了两个标的原始合同,得出了良好的结论(人们后来发现,副总裁把自己的标提前转了出来,现在难友中的一位接了她的标)。等待孙大成、邹明等人的画面是大门紧锁,人去楼空。一位物业员工告诉他们,公司职员连夜收拾好个人物品走了。现场的投资人结伴去经侦报案。再次握住方向盘时,孙大成的大众朗逸车里挤上来4个脸色跟他一样煞白的陌生人。互相问了金额,加起来一千多万,够立案了。到了经侦后,被告知得去另一个地方报案,再次调转车头,孙大成的车里换了另一拨脸色煞白的人,加起来还是一千多万。

每个家庭都对应一个痛苦的数字,有些人提到它时甚至能直接引发生理痛苦。那个新婚的杭州女孩肖捷说,她常常能被心脏疼醒。有两个在哺乳期的女士失去了奶水。天津的一位工人因为心脏抽痛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那个看着孩子抢肉吃的母亲甘宁宁说,发生的事情令她整根脊椎从上到下地疼。杭州的黎渺困扰多年的怪病发作得更频繁、更强烈了。只要一听到坏消息,她就会条件反射般呕吐,冬眠般关闭感官,吞下大量止痛药,静躺一天才能恢复。她投资的4个平台,每一个都出了问题,数字是172万。

最早,大多数投资人并不懂“跑路”意味着什么。1个月后,邹明和孙大成等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十分苦恼,“没有什么消息。”他们说,“你什么都做不了。”

每个家庭的那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财富积累的故事,这些故事既不同又很相似。很少例外,那是以青春、健康、快乐为代价的辛苦劳动的总和。

那个雷了16个平台的人,袁朗,470万财富中细细追溯起来,还有他15岁起每月10元的服役津贴。那个经历了汶川地震的年轻人失去的财富里有三分之一是震后得到的补助。38岁的单亲母亲严乐的投资金额里,有她作为医院临时聘用人员的微薄工资,打第二份工(卖早点)、打第三份工(摆地摊)的钱,以及一笔离婚后前夫给的抚养费。离婚时,她发誓要过得好,为摆脱“世袭的贫穷”,要立足、要努力。坏消息到来时,她正在努力,学习一个在线课程。人们常说“来之不易”,具体在严乐身上就是这些意思。这让她在报案登记时,不住地哭泣、发抖。也让她在后来的一天决心去跳立交桥,幸而一位老先生拽住了她的书包带。

很多投资了外地平台的人,得知坏消息后,纷纷在路上了。家在承德的袁朗买不到去杭州的任何票,开车出发了。在山东境内,他的眼睛疲劳得看不见了,在服务区用水洗了洗,休息了半小时。后半段路程,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开下来的。17个小时,喝了一瓶矿泉水,袁朗把自己的人生从头想了一遍,结论是他对不起孩子、母亲、妻子、自己。

嘉兴的宁晟夫妇买了当晚的硬座去北京(高铁票当即成了负担不起的花费)。他们的那个数字是400万,“全家性命在里面了.”夜间的02号车厢有约一半人是他们这样的人,大家说话到天亮,很多人在哭。邻座的一位女士没间断地哭到了天亮。后来的那些天里,宁晟常常能见到眼泪流个不停的人。在派出所登记报案,临时接待大厅里,人们排着队写下名字和对应的数字,他的耳朵充满了同类的哭声。晚上,妻子蜷在派出所门口,他远远地走到天桥下面,睡在派出所门口让他有种干了坏事的感觉。仰面躺在水泥凳上,看着雾霾笼罩的夜空,痛苦、羞耻、茫然,35岁的宁晟这一次听到的是他自己哭了。

报完案,录好口供,未来的双胞胎爸爸孙大成才感到那种致命的无助。把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他在车里独自坐了6个小时,像他不认识的袁朗一样,也把人生从头捋了一遍。深夜才重新发动车子回家。家是东六环外月租4000块的一居室。并排躺在床上的夫妻二人都36岁了。7月初这对夫妻刚总结完本命年上半年的运势,总体蛮好的,终于要上了孩子,还是一对;他出来创业,钱也挣到一些,计划买块劳力士DD奖励自己。(事发后他第一时间想起这块表,让代购的朋友取消了订单。)好的生活眼看就要降临,立刻又面目全非了。黑暗中,孙大成流了眼泪,很小声地跟妻子说了对不起。

罪人之家

一个人对自己所经历之事的本质有多缺乏判断,就在事后有多茫然。听听他们的控诉和抱怨,就明白他们离理解它有多远。

杭州的肖捷说,“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就跟风刮走了似的?”武汉的退休工人樊玉英问,“一个农村娃出来,你心肠怎么这么狠呀。一共有22个亿,一辈子又花不了那么多钱。”云南洱海的那个商贩何金镇在电话里哭了,“绝望啊.”他说,“我们的钱到底去了哪里么?”深圳的打工者李启智问他儿子,“你学法律的,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子答不上来。

令他们把钱交付出去的理由有什么呢?有的人仅仅是接受了亲友的推销。那位湖北孝感的农妇得知这个发明,还是源于城里亲戚的好意,“看我持家太辛苦了。”自杀未遂的严乐也是,“看大城市人都投才投的”。仿佛是沾了什么光,他们才与这个挣钱的新套路相遇的。

进一步地,人们又是从何时确信它是个好发明,从而感到安心的呢?

杭州的黎渺在参加完一个投资平台的年会后追投了一百万。主要是由于她得到了公司高层的口头保证,保证他们将第一批拿到互联网金融牌照。同样参加过该平台年会的投资者还带回来了别的信息,比如,CEO本人看起来太老实了,“不可能骗人。”年会看起来很有档次,前央视的主持人出席了。

有些人在事后控诉时,还使用了这些素材:那位CEO甚至还在卫视上作为专家分析过如何防止平台风险、应对跑路等等。一个叫云端金融(也是死雷)的平台,雷掉前一个半月还领过一个2018互联网金融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的奖。

当然,这些控诉只能表明,投资人们既不理解这些平台,也不理解某些现实。袁朗投资的爱钱帮(死雷),是因为百度曾经的一位副总陆某带资入驻了。被雷后,陆因承诺帮助大家,被投资人们感激地称为“陆先生”,后来,他也失联了,称呼降为了 “陆狗”。

那位深圳的女士、3个孩子的母亲,投资的平台“钱爸爸”由某银行存管,这个细节使她安心。那座地标式的摩天大楼稳稳地立在她的窗外,每一个深圳人都能看到它立那儿。

那些擅自做主把钱投进去的人,从财产支配者沦为了各自家庭的罪人。出事以来,邹明发现妻子总是陪着小心。做饭时主动给他打下手。以前,常常数落他喝啤酒,现在为了省钱他不喝了,她反倒问,“怎么不喝一杯?喝一杯吧。”

天津的电焊工人薛涛是那个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的人,同时是一个四口之家的罪人。无论如今多痛恨,出事前,他们得承认自己相当感谢这个发明。他的财产几乎都来自拆迁补偿,122万,是凭打工挣不回的钱。钱多了是一种负担,怎么给钱找个好去处?他当时琢磨。存了两年银行定期后,他找上了这个渠道。

很多收入萎缩的家庭,这个渠道的回报成了他们最大一笔收入。电焊工人薛涛是这样,睡在北京天桥下的宁晟也是这样。他靠卖精品杯子白手起家,生意兴隆过,如今萎缩了,只剩最后几家店铺。他的家庭和生意依靠这份利息维持。

最早,云南的商贩何金镇还能听到妻子朝自己吼骂,后来她一个音儿都不发出了。白天,她长时间地坐在客厅,不说话、不喝水,眼睛里失去了光。晚上,她又带着那样的目光躺到床上。为了避开客厅的景象,他常常跑出家门。

“钱要不回来你就自杀。”

“好的,妈妈。”

每隔两天,山东青年李宝泉都要与母亲进行一遍这样的对话。因为他把30万用于结婚的钱投进了“掌阅理财”(死雷),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也推迟了母亲退休的日期。他在工地监工,每天不得不在兜里揣两包烟,一包好的,领导来巡视时递上,一包次的,自己消愁。

袁朗的方法是喝酒。上午处理点公务,中午就在办公室里喝起来,喝到下班回。妻子知道他愁,没酒了还给他买好,有时也陪他喝。在家里,孩子叫声爸爸都令他心烦,连保姆都处不好了。

长春的毛晓丹是被丈夫拉到卧室告知的坏消息。避开老人、孩子,两个人躲到楼下公园里哭了一场。后来,丈夫先崩溃了,成了一个危险分子。至少两次,他当她的面要跳楼,还拿指节梆梆地砸墙。只要她说起钱,他就能把车飙到时速150公里,只要她不住口,他就能开得再快一点。后来她不说也不哭了,车速快到承受不了,她就闭上眼睛。

鱼肉一股柴油味儿

看一看每个家庭的账本,重点看他们取消了什么。

上班族马小晴取消了每天来回2元的公交费,改为步行。单亲母亲严乐把一天三顿缩减成了两天一顿。

一位南京的女士取消了在理发店洗头的钱,在家清洗她垂到腰间的头发。天津的薛涛取消了儿子8000块的英语课外班。

袁朗取消了两个孩子加起来7万的保险费,以及本该早点买来给母亲住的商品房。直到产检完的妻子发来账单,孙大成才知道双胞胎的所有产检费都要x2。一个羊水穿刺检查——4900x2。他吓着了,取消了让孩子在北京成长的机会,出生后立刻实施回乡计划。

杭州的周妍母女,打算依靠母亲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度过她们预计长达几年的家庭寒冬。特殊时期,母亲决定去7公里外的市场买菜,转两趟公交车,每周采购一次,一周能省下三五十。水果开销完全取消了。母女各瘦了二十来斤,母亲消瘦得更明显一些。她哭诉时,女儿无声地捂住脸,慎之又慎,这个30岁的女孩还是把母亲一生的积蓄扔水里了。

和丈夫在上海打工的郭俪辛一个月后即将生产。按照原计划,投资的钱将在预产期前回款。现在都雷了。3岁的二女儿在超市里打开了一罐巧克力糖,她为8块钱哭了,打了孩子。她取消了菜,只吃白饭,唯一的蛋白质摄入是丈夫从工厂旁的河里钓的鱼,鱼肉一股柴油味儿。她的困境一目了然:第三个女儿要出生,存款近乎0,家庭月收入是5000元。想不出办法她就喝酒,最便宜的啤酒两块五,夫妻俩一人一瓶,身子喝软了也睡不着。

深圳杨小姐倒是做了个有积极色彩的梦。海面起了风暴,她连人带车被一艘倾倒的大船扣住了。她用全身力气去迎接,两手轻轻一推,把船翻过来,逃脱了。但醒来后,引力还是引力,悲哀还是悲哀。她连奶水都流不出来了,新生的孩子不得不喝奶粉。

与惊慌、痛苦一起袭来的,还有“羞耻”。是那种坏事偏偏降临在你身上的那种羞耻,是以前过得比一般人强,突然过得比一般人差的那种羞耻。

邹明命令妻子不许告诉任何人。朋友关心起钱的事来,杭州良渚的夏女士总是潇洒地回应,“早取出来了。”因为损失的钱是几十年修空调攒下的钱,丈夫砸烂了家里的电视、橱柜。走在路上,夏女士感觉世界整个儿地变了,开头几天,她发现自己散步时不知道怎么迈腿才好。

一个人得多愚蠢才会落得倾家荡产?即便是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这样遭遇的人。

早上4点,武汉的食堂退休工樊玉英穿上“有钱的时候买的好衣服”,偷偷摸摸地出门了。在绿化带里、工地上,她沿路寻找马齿苋、芝麻叶子。“怕人笑话啊,”她的声音饱含委屈,“以前过得那么滋润的。”她投了70万,“钱爸爸”每月发的利息正巧够她应付车贷、房贷,本来是美满的退休生活。以前每个礼拜,樊女士能买一只烤鸭吃;遇到乞讨的,她随手“散良心”,出手就是五块、十块;去驾校学车每次给教练抱一个大西瓜,是一个讨喜的老人家。如今,樊女士可怜她自己,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消失的爱人

在钱的事情上,有时人性表现得相当直接。很多夫妻或情侣借此重新认识了彼此。多数是不怎么好的那种认识。马小晴的未婚夫立刻离开了她,还说她“是个坑”。那失去的20万里,有她为自己出嫁备的钱,也许会是一辆车或者别的什么。为了挣回那份钱,她在下班后要开6个小时直播。她对这份兼职的描述是:穿得若隐若现的,在电脑前卖弄自己,陪着唠点儿黄磕儿,让那些下半夜不睡觉的人给她刷钱。“以前我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女孩,”她说,“现在感觉自己疯疯癫癫的。”

杭州的肖捷对新婚丈夫一交待完,就失去了对共同财产的管理权。丈夫收回了他的支付宝账户。山东的陈家亮,抱着大概率结不了婚的心理准备,试图要一个回答。 “钱爸爸”和“合时代”账户里的钱,包括预备好的10万彩礼。带着仅剩的自尊,他问,打欠条行吗?不行就没再争取了。他用孙正义支持马云获得回报的故事劝解自己,“眼光也有长不长远的。”

基于自己“精神状态不再适合带孩子”,丈夫把孩子从黎渺身边送走了,由在老家的父母代管,让她好好反省。她无法让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停留,也不想听他说话,而以前,她是个具有超高耐心的妈妈。财富曾小溪般一缕一缕地汇入她的账户中——父母毕生的存款、奶奶去世时留给她养孩子的钱(老人的愿望是“多生几个”),公婆给的聘礼(标明也是未来给孩子的),结婚礼金,丈夫的工资存款等等,现在所剩无几。她明白自己的支配地位——孩子使她成为了全职主妇。丈夫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呢?她意识到自己是完全被动的。

34岁的黎渺是家中唯一的女儿,被很好地爱护着,有一张柔和、脆弱的脸,眼圈很容易就红了。她低着头,头发女学生般别在耳后,眼泪洇在纸巾上。上一次财产风波发生在他们度蜜月期间,股票崩盘,俩人决定全抛。但这一次,她被上门警告时,他待在房间里,没为她说一句话。她意识到丈夫拿背对着她。她猜测他大概有什么“别的考量”。“别的夫妻都是一起的……”她没再往下说,眉毛蹙了起来,发觉自己有所期待似乎令她更伤感了。

丈夫对尤敏这次财务灾难的评价是“特别蠢”。夫妻账户是分开的,她损失了钱,没什么可反驳的。但当他进一步对她当妻子的表现打了不及格时,她愤怒了。她恐惧结婚,把这件事想象成跳楼,但也勇敢做了。虽然不是很有天赋当妻子,但也付出最大努力了。出事后,她问了自己一串问题:怎么就过成这样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看到一个人这么认真责问自己,你会替她难过。一个女人,负担很重,又很孤单。如果她的故事对年轻女孩有什么可汲取的教益的话,大概是这一条,“趁感情好的时候,把财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像不能理解钱的消失一样,32岁的尹璐也无法理解丈夫的消失。未作任何说明的那种消失。事发后,丈夫表现得很平静,然后在她不知道的某一刻从家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他们当初是因为爱情裸婚的,她以为这种婚姻能顽强一些。过去,她只要在商场的某个柜台前多停留一会儿,丈夫就会帮她买回来。爱人的消失就像一个耳光,使她过去的生活变得可疑了。

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的,她以为他只是暂时性地崩溃了,情有可原的崩溃,于是给他发了几十条长长的消息,回顾他们的相爱之路。她是学文学的,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措辞也都怀有情感。结果一点反应没有。她改变策略,问他是不是有了别的打算。问出这个话本身就令她感到受伤。消失一个月的丈夫发来了“离婚”两个字。

这些天,尹璐常常哭得睁不开眼睛。哭钱,哭奋斗无意义,主要是哭爱情,“那么不堪一击,爱情能够管饱还是管暖?”她觉得自己被吸进了一个旋转的黑洞里。她掐自己的腿,希望不过噩梦一场。腿掐紫了,现实还是眼前破碎的这一个。

在长长的通话中,我像是聆听了一场关于生活的全面否定。这个夏天,我见了许多突然变得不幸的人,有时几乎电话刚接通、人刚在我面前坐下,就能听到哭声、看到眼泪。起初他们是为财产被剥夺而哭,还带着愤怒,到后来你发现他们其实在为破碎的生活、为失去的信念而哭——简直像是一场场哀悼了。

你真的能感到有隐形的东西险恶地伏在他们的后背上。“活着好累啊。”那东西,压在尹璐的背上,使她看到眼前的道路只有两个选择:“想活,感觉活着没有意义;想死,感觉死得也没有意义。”她继续描述那个黑洞,我找不出什么有用的句子来安慰她了。

上香拜财神的年轻人。图片 | 视觉中国

A计划 B计划

最核心的问题总是一个:钱能追回来吗?由于要不到确切的答案,黎渺的母亲,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诚心问了菩萨,菩萨的意思是钱能回来。这给了她们一些安慰。袁朗请了当地的狐狸大仙,排号、磕头、烧香,获得了一个符。挂上没多久,平台又雷了一个。他另找高人算了一卦,那位的意见是“最多能要回50%、60%”,他将信将疑。

褚建,北京的一个大学老师,说服自己接受50万的失去,同时也说服自己还有不错的赚钱能力。“但是,”他一再表现出平静,被教养压抑的愤怒还是泄露了,“这个事情跟我是一个提醒。”

关于未来,邹明准备了A、B两套计划,基于两个前提:钱要得回来的话;钱要不回来的话。要回来就抱着决心花掉,在老家给孩子买学区房。然后,该吃吃该喝喝。他的B计划是,撤销“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差不多得了,不再自寻烦恼了。他劝导自己就像在劝旁人,带着份洒脱,“钱挣到多少才算是多啊?”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似乎有“省”的传统。在财产被“一锅端”前,是美德。但在之后,他们挖苦自己愚蠢。

因为省,张先生的四口之家没有在这个最热的夏天添一台必要的空调,还取消了孩子们的一顿烤肉。因为省,嘉兴商人宁晟在这个夏天还穿着10年前的T恤。沿着同样的思路,南京的李轲为自己留下了一辆看不顺眼的奥迪A3。他的理想车型是A4,并且之前他完完全全买得起。现在,真买不起了,他的脑子却更强烈地想着那辆奥迪A4。

如果钱能回来,黎渺计划是买保险,把全家人全方位地保障起来。一定要给多病的母亲请个会按摩的保姆。去年去世的奶奶如果有这么个保姆,卧床的日子也少点辛苦。但想想就省了,因为家族的共识是为两岁儿子的未来之路做准备,“给他最好的。”

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怎么给孩子“最好的”?黎渺的回答,也是很多人的回答——“把钱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当人们基于现实,忧患未来时,总相信有某个“关键时刻”,它常常是这几个方面: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家庭成员的重疾等等。如果没有可依赖的福利体系兜底,生活的海面出现风暴信号时,一个家庭得有自己的“准备”。黎渺的孩子才两岁,但她已经忧心忡忡了。这大概是人们所说的,活得辛苦的意思。

当失去了拆迁款的薛涛还在自责“没把孩子的财富守护好”时,妻子率先振作起来,找了一份新工作。毛晓丹与她的“危险分子”丈夫组成了学习小组,等孩子们都睡了,通常都九、十点了,他们去市图书馆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多考个证可以多挣一两千块钱。两个人朝这个具体目标努力起来。最近,袁朗有两个账户的钱返还了,虽然对于整体而言是很小的挽回,但仍有人在努力兑现,他感到安慰,专门喝酒庆祝了。

有些家庭在继续动荡,丈夫等妻子的宣判,妻子等丈夫的宣判。有的宣判已经完成了。一个中年女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开了,我们上一次联系时,形势还没这么明晰。特别坚强的人把对自己的宣判,理解成拥有新选择。

在期待一个更有远见(看得到他的发展潜力)女孩的同时,陈家亮的生存策略是不许自己生病,用最低成本获取健康饮食。听起来辛酸,这个男人在电话里分析起了南瓜“既是主食,又是蔬菜”。关于财产的法律意义上的宣判,也需要调动最大的耐心去等。至于还在坚持的人,积极的说法渐渐少了,消极的说法是,人们不过是在等自己的意志力到头,再返回他们破碎的生活中理出个头绪。

孙大成是最顽强的坚持者之一。他和妻子的故事也是少数能给人暖意的一个。那个悲哀的晚上,妻子从背后抱住了他,孙大成就没再流过眼泪了。在财富面前,他拿不出什么证据显示自己是被眷顾的那类人。这次,仅仅为了多1个点的利息,他把钱从别处转移到了一个投资平台。往回倒,人生第一笔大额收入,是被裁员的赔偿。2008年,他一个出租屋的好友炒股,天天跟他说,“大成,我今天又挣了三千。”“ 大成,我今天挣了五千。”他忍不住开了户,放了一万块进去。他还记得那只股票是平安银行,也记得股指从6400点跌到了1700点。

谁不向往财富呢?如果它唾手可得,而你又能牢牢地掌握它。那次他认了,这次他不认。继续坚持,继续挣钱,“不信这辈子这个钱挣不回来。”出事后第17天,他剪了个干净的寸头。第25天,他重新给妻子做饭了。他走进厨房,敲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声响,然后鸡汤和排骨都炖上了。没一会儿,饭菜香就充满了他们的屋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钱杨,编辑:林珊珊,采访:钱杨 武奋丰,事实核查:刘洋,出品:谷雨&故事硬核。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本文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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