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大唐盛世治疗将,《王者荣耀》再现大唐盛世

“开元盛世”使唐朝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开元盛世”是玄宗李隆基(713一741)开元间，叫“开元盛世”。实际上这盛世与维多利亚女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李世民败了，他们会跟着殉葬吗？恐怕未必！到时候，李建成是大唐的储君、大唐的皇帝，而这些人本就是大唐之臣，被李建成收编是“理所当然”！连魏徵那样“背弃旧主、改换门庭”的黑锅都用不着背……纳谏方面李世民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虚心纳谏。

为什么唐太宗能创建大唐盛世？

帝王的统治，要想达到盛世的程度，一定要在在政治决策、军事方面、民族政策、外交手段等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而唐太宗李世民无疑做到了这些方面。一、政治决策人才培养李世民上位不久，就按他之前在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用以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其中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皆为忠直廉洁之士；此外，李世民也能不计前嫌，重用他哥哥的旧部，例如魏徵、王圭，尉迟恭、秦琼等。

麾下人才济济。又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完善制度积极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善于纳谏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河清海晏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贞观七年）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贞观七年（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经济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二、军事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唐朝统一全国。之后从628年到646年，李世民派李靖出师塞北，灭亡东突厥。

还继续经营西域，另立吐谷浑国王。不过在攻打高句丽的战争中没得到什么便宜。灭亡薛延陀。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自此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文化唐太宗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

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三、民族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唐太宗上位后，经过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

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四、外交太宗朝，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高僧玄奘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印度的戒日王对唐僧说起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唐朝的信息：“听说你们的天子叫秦王，少年时就见识非凡，长大后英明神武。

先前天下大乱，国家分崩离析，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你们的秦王早就有了远谋大略，兴慈悲之心，救苍生，平海内。其风俗教化和大德恩泽遍布海内外，四方仰慕称臣。老百姓十分感激，于是演奏歌唱《秦王破阵乐》。我们这边听到关于他的赞颂，已经很久了，关于他的盛德声誉，请问都属实吗？你所说的大唐国，就是指秦王的国家吗？”戒日王对戒日王对于李世民身份的认识，还停留在秦王这个封号上。

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有何异同？

唐朝前期的强盛与太宗李世民(626一649)在位其间，能够以隋朝的灭亡为戒。天子勤于政，臣廉洁奉公，朝庭对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使农民衣食有余，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开垦土地，并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制。实行二八制(永业田和口分田)，即每个成年男人，政府给100亩土地，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使用至死后政府收回。

每个男人年二石粮叫租，纳绢二丈或布二丈四尺叫“调”，每年服役二十天，若用“调"的方式代役叫“庸”。客观上不损地主阶级利益，实际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政治上清明治国，招纳贤才，重视科举等一系到优政治国方案，使国力日趋强盛，阶级矛盾缓和，此时为太宗年号贞观，史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玄宗李隆基(713一741)开元间，叫“开元盛世”。

两者之别在于前者是在国力薄弱时励精图治而出现的，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从力度来说比较有底气。“开元盛世”使唐朝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两者间虽出现“安史之乱”，对当时的经济和统治层虽有波及，但没有实质上的严重损害。总之，贞观是由弱到强，开元是由盛转哀。二帝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明君”。使得唐朝进入全盛期，都护府的设置，使疆域得到安全保障，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的安定局面。

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盛世，难道是建立在，杨广的基础上吗？

李家倒是想吃杨家的老本，无奈开局就一个太原城，其余全靠自己打。隋朝巅峰890万户，初唐才200多万户。本来被分化了的突厥，控弦百万，空前强大，甚至给唐朝边境发诏书。隋朝粮食是多，但各路反王一瓜分还能剩多少，而且一旦过了保质期全白费。所以和北周被全盘接收相比，隋朝给了唐朝哪门子遗产？杨广给李世民打基础？提供反面教材也算的话，我同意。

假如李建成当了皇帝，能够达到李世民的水平，开辟大唐盛世吗？

唐武德九年，时为秦王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内发动兵变，诛杀了一母同胞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在逼退老爹唐高祖李渊成为皇帝之后，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这段近乎“谋逆”的过往遮丑，开启了帝王“指导”史官工作的“先河”！在李世民的“精心指导”之下，息隐王、隐太子李建成成了真正的“隐”——陷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见美坚长曰隐、隐括不成曰隐、不尸其位曰隐、违拂不成曰隐、怀情不尽曰隐（中国古代《谥法》对隐的解释）。

不显尸国、不尸其位……李世民给胞兄这么一个谥号，无非是在强调李建成无才无德，不配皇太子之位，自己才是“真命天子”！那么，李建成真的无才无德吗？假如他成了皇帝，能够达到李世民的水平、开创另一个“盛世”吗？行政方面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渊彼时已经结束了“纠结期”，坚定了让李建成接班的想法。

为了避免李世民尾大不掉、倒逼李建成，李渊已经在着手削弱李世民的实力，为李建成将来顺利接班铺路了。著名的“张亮谋逆案”（不是麻辣烫、也不是爸爸去哪儿）其实就是李渊对李世民下手的第一步！说白了，彼时的李世民通过正常途径接班已无可能，而且已经被父亲逼到了墙角，所以才铤而走险发动了那场军事政变。换言之，李渊对李建成的能力还是比较满意的。

李渊曾经为立储的问题纠结过，如果李建成真的无法胜任皇太子乃至皇帝的角色，李渊似乎不太可能仅仅因为拘泥于“嫡长子继承制”就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别忘了，隋炀帝杨广和李渊可是表兄弟！隋王朝二代而亡的教训历历在目，选错接班人的严重后果李渊不可能不清楚！而且，在李渊太原起兵之后，李建成就担起了留守大后方的重任，大后方的行政性事务和前方大军的后勤保障几乎都是李建成负责的，他干得非常好！这起码说明，李建成的行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功夫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不正是当皇帝所需要的吗？至于上马打仗，历朝历代有几个皇帝“御驾亲征”过？因此，李建成如果当上皇帝，行政方面几乎不需要作任何适应，驾轻就熟。

反倒是李世民，行政这一块其实是个短板，他个人更多地还是侧重于军事领域，行政方面主要还是得益于用人，如房、杜、长孙等等，都是行政方面的大才。军事方面李建成作为李渊的嫡长子兼法定继承人，出于安全和稳定的需要，从太原起兵一开始便失去了上战场的机会。但是，这并不代表李建成缺乏军事才能。一母同胞的三兄弟，李世民可以披挂上阵、李元吉甚至能和尉迟敬德打成平手，说李建成手无缚鸡之力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换言之，李建成很可能军事素养也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因为嫡长子这个身份，失去了表现的机会。

除此之外，李元吉敢于挑战悍将尉迟敬德，说明他这个人在武力方面还是颇为自信、甚至自负的。如果李建成真的一无是处，李元吉似乎不太可能甘心跟着他，不是吗？更何况，打仗并不一定要亲自披挂上阵，只要用对了人，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李元吉本身就是一等一的战将，在太原起兵之后也立下了不少军功，李建成只要用好了他，与自己亲自上战场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用人方面著名的凌烟阁功臣图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唐王朝就是李世民手下这帮人打下来的，李世民手下人才济济！其实，这完全是错觉，为什么？因为“玄武门之变”后与李世民不对付的人都被安上各种罪名灭掉了，哪里还有资格上凌烟阁功臣图？实际上，“玄武门之变”发生前，李世民的天策府虽然拥有了与李建成的东宫一样建立官署的待遇。

但是，天策府的规模并没有超越东宫，充其量也不过就是打个平手。换言之，李建成手下也是有自己一派势力的，李世民手下非常著名的诤臣魏徵，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其实就是李建成的人！因此，如果李建成当上皇帝，手下未必就没有房杜之才、尉迟之勇！更何况，李世民能够将魏徵纳入麾下，李建成难道就不能把房、杜、尉迟这些人收编吗？很有可能。

这些人之所以撺掇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说白了无非为了自己将来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李世民败了，他们会跟着殉葬吗？恐怕未必！到时候，李建成是大唐的储君、大唐的皇帝，而这些人本就是大唐之臣，被李建成收编是“理所当然”！连魏徵那样“背弃旧主、改换门庭”的黑锅都用不着背……纳谏方面李世民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虚心纳谏。

其实，恐怕也未见得有多虚心！魏徵之所以出名，不在于他的行政能力，更多地还是因为他敢于“逆龙鳞”。李世民能够容忍魏徵那么多年，而且还高官厚禄供着，在后世史家心中给皇位来路不正的李世民加分不少。但是，魏徵最初的主子并不是李世民而是李建成，魏徵能够在李建成手下待那么久，可见李建成的容人之量恐怕未见得比李世民差，不是吗？魏徵能够逆李世民的“龙鳞”，难道就不会和李建成顶牛吗？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可李建成并没有把他怎么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再就是关于魏徵当初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时李建成没有采纳的问题了。其实并不是李建成不“纳谏”，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位胞弟会那么快动手！在李建成看来，自己有老爹的支持，手里又有人、有兵，收拾李世民将来有大把时间，根本无须急于一时，他根本没有想到李世民会铤而走险发动军事政变。很可能李建成还是想借助父亲李渊、通过“合法”手段拿下李世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所谓“张亮谋逆案”的原因。

魏徵的建议虽然有理，但并不符合李建成的策略，自然也就不被采纳了，这并不能说明李建成不虚心纳谏。如果李建成当上了皇帝，未见得就不是一位虚心纳谏的皇帝！只可惜，老天爷没有给李建成这个机会！综上所述，无论是行政、军事、用人还是纳谏方面，李建成并不比李世民差多少，甚至不少方面比李世民还要更占优势！因此，如果李建成当上了皇帝，未见得就不会出现另一个“盛世”。

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只可惜，李建成似乎过于低估自己这位胞弟了，以至于没有刻意去防范其发动军事政变这一点，最终让李世民钻了空子、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为事起突然，李建成、甚至李渊都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应对，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李世民宰割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虽然有其必然性，但还是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的。

汉昭宣中兴、唐开元盛世、宋仁宗之治、明仁宣之治、清康乾盛世有什么区别？

汉武帝穷数十年国力，逐匈奴、拓西域后，国孥损耗甚巨。汉昭宣中兴，休养生息的国策，亳无争议有恢复之功。开元盛世是李隆基励精图治的硕果，笃信虚有其表的"垂拱之治"，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特别是对安禄山的过度溺宠，葬送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盛唐基业。杨贵妃只是个替罪羊而已，女色祸国只是皇帝过失的借口罢了。宋仁宗之治，只是皇帝善纳谏言，不崇奢华，不辱大臣的帝王权术及个人品德的展现而己。

明仁宣之治是永乐大帝下南洋、数征残元后的恢复期。海清河晏的升平景象也是成祖的福荫。满清的康乾盛世，康熙帝有靖边小勋，无拓地大功。热衷科学只是个人爱好，而不是推广于军备或民间，对王朝没落难辞其咎。"千古一帝"之誉，名难符实。至于乾隆一朝的奢华，是雍正帝整肃吏治、索脏节俭十余年后，遗于乾隆朝的福萌罢了。嘉庆朝的守成，道光朝的吝啬，咸丰朝的大乱，“同光之治”的幻觉，直至宣统逊位，无不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埋下的隐患。

为什么道家思想可以治理出这几个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儒家思想却没有？

根本原因，可以参考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实际上这盛世与维多利亚女王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偏偏英国制霸了世界。其原理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观点，所有人都是利己的，都在想办法发财，如果全国每个人都发财，整个国家其实就富有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由经济”。儒家思想的根本在于农民阶层，农民是社会的底层，所以国家必须出手重农抑商。

如果商业发展起来，很多人不种地，国家就失去赋税来源。国家很少从商业抽税。而商人富可敌国后很快会形成强大世家，联结其它势力，最后有可能形成土皇帝，甚至篡位。自由经济，就是任所有人发挥能动性。农民想生存、赚钱就要努力种地，商人想发财就要想办法找机会，地主想发财就会压迫佃户。各个行业都主动或被动的努力发展。

反正国家无为，不怎么压制也不怎么抽税，这会儿再不努力就错失良机了。所以，无为而治的盛世，是牺牲一小部分人的自由和收益，换取社会大部分人的收益。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它能够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这一小部分人就会扩散到整个阶层的大部分人。这时如果国家不赶紧调控，就可能演变成民不聊生的惨状。

毕竟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根基。所以，无为而治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想让社会大发展，政府必须学会放手。但是，儒家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儒家的根本思想源于西周的“礼”制，说白了就是三六九等的等级压迫制度。农民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农民，贵族世世代代都是世家。如果农民发展起来抵得上世家了，旧贵族还压迫谁?皇帝有能力对付这群大势力?皇帝和贵族的位子还能稳固吗？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牺牲一批旧世家，兴起一批新世家。

但也有很多世家永远都是世家，比如琅琊王氏、陇右李氏、弘农杨氏等等，天下再改朝换代，他们都仍然是做主子的那一批人。所以，他们内部最尊奉儒家。他们甚至敢无视李唐皇室，反而皇室要贴上来亲近他们。所以，每当无为而治发展到一定高度，老百姓有能力争取自由，或者出现可能诞生自由思想的土壤时，儒家就会出来，维护等级制度。

儒家维护的不是某一家，而是最顶端的那一批人。这些人可能有调换，比如某个平民最后成为一方割据大将，儒家维护的是这个割据政权及官僚，而不是这个平民，只不过大部分情况下二者巧合地是重合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无为而治是社会大发展的唯一手段。充分发挥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政府只做修修剪剪的零碎工作，不干预大势发展。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符合这个规律。民国大上海时代和新中国改革开放也是这种情况。所以，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其实的确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但是如果不加管控的话，底层阶层会不断受到压迫，最后反抗，最后统一，再压迫，循环个几百年，最后各方妥协，形成类似于自治的境况。只需几百年就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萌芽。又因为自治，所以只需百年就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没有儒家进行管控的话，在不断压迫与反抗期间，百姓会伤亡严重。而国家应对外敌也会无力。但是，如果从文景之治开始的话，中国最晚在三国时期就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而且因为墨家的发展，中国的科技也会进展迅速。最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平等，可能逐渐演变成现代社会这样。不过负面影响就是，中国可能会分裂成欧洲那样多个小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