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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攻略书包网，文明5城邦结盟和征服攻略

时间：2022-06-28 20:01:12来源：整理作者：佚名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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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明5城邦结盟和征服攻略

城邦结盟和征服：城邦是游戏中那些不参与胜利争夺的小文明，自身无法组建移民。可以选择将城邦买作盟友以获得各种好处，或者只是单纯地征服它们。影响力达到30后与城邦成为朋友，60以上且你对于此城邦的影响力比别的文明对它的影响力都高，则该城邦成为你的盟友。友好或结盟后，文化城邦每回合提供一定的文化，海事城邦每回合位你的城市提供食物，军事城邦不定时赠送军事单位。结盟情况下提供的量比友好是多。新加入了宗教和商业城邦，宗教城邦的见面礼除了金钱外还有少量信仰。买作盟友可以每回合提供信仰。商业城邦买作盟友后会提供快乐度。珠宝和瓷器这两种奢侈品只有商业城邦才会有。每局游戏中，每个军事城邦会随即获得一种陆军UU的科技从而会向其盟友赠送这种单位，在城邦界面鼠标停留在“军事型（Militaristic）”字样上可以查看UU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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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多少人信了读书不如去打工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超大型一赛季平民攻略，贯穿整个赛季的详尽蓝图』前言:这个攻略是写给准备长期玩下去的平民玩家的，也就是说准备玩第二赛季，准备一直玩到征服赛季的玩家。而这里平民定义很广，不充钱玩家，六元玩家，月卡，99元党直至双倍首充全充的玩家都定义为平民玩家。一.建号初始至少建两个号，最少能起到铺路飞地的作用。只建一个号不是不能玩，但作为一个平民第一赛季你的存在感至少减少一半。选择出生地，以爱好为主，相信不少玩家第一次愿意选择家乡所在地或是心中向往地。抛开主观情感之外，如果是较为休闲的玩家，建议选择幽州，人最少，所以有较充足资源地；硬核玩家（铁肝主公），益州.杨洲.凉州，这三洲是征服盟主要出处，容易一开始就遇到管理完善的大盟，换言之，容易拿征服名额；好战分子:荆州并州，不管征服盟在哪里，这两州少不了恶战。二.技能拆解第一赛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积累的赛季所以做技能总体就只有一个思路:节约。五星技能:只喂四星武将四星技能: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重要的事说三遍三星技能:只做堤溃.竭泽.规避.火淄.疑兵.毒泉.连战.援军秘策.云梯.毁墙.投石轰击演武奖励少，后期有强征支出，算上登录奖励，我们的玉的支出和收入是基本持平的，所以我们实际的玉的积攒增长，来自于每次买月卡充值的300、天下奖励、任务奖励、活动奖励、手机绑定例行核实奖励和维护补偿奖励，总数是固定的。当然也可以不强征，存攒玉，技能肯定一堆做不出来,玩了一赛季拆迁了还想再打两个赛季酱油吗。也正因为如此，同盟攻城奖励之类的不要发点玉就高兴地来两发。留到该抽的时候，换言之，赛季初或是你组队正缺的武将的EX卡包。另外抽卡保底现在是8000玉一-张玉， 也就是说除名将大卡池外，抽卡至少攒够准备8000玉，出抽到五星如果剩余积累不到8000玉就立即停手，实在手痒去抽名将。抽卡最好的时间是刚开，不是说这段时间概率高，而是赛季初的纯净卡池和赛季名将卡池是最好的卡池。这两个卡池:之外，除非使用钞能力,就别抽。反正最后会加入大卡池的，来不来,免费半价凭缘分就好。不同的同盟有不同的管理规则和风格，翻地和拆迁依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不一定没有征服，即使没有也没关系，不差那一两个包，我们- -个赛季积攒得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这里我简单提一- -下我们积攒的用法，会简单提到二赛季。因为我们解约材料,我们剩余的四星材料会不少，尤其是那几个金币招募武将。虽说我们是攒玉，但是有两样玉的消耗我们是不能省的，只要你有购买月卡。一是每天的半价招募，这是你成长的主要方式，二是税收超过2w后的每日60玉强征。纯月卡党的玩家可以在前两队武将都觉醒之后停一停强征，但在税收过五万，过极难演武基本没问题之后强征- -定要继续。因为积攒攒的首先是技能，然后才是武将，技能拆出来重要，但喂技能的材料同样重要。出去翻一翻动态，太多人五星技能拆出来只能看着，一是因为做四.星技能时浪费太多，而是因为五连忍不住而本该“买材料”而投入的钱舍不得,或说是不知道花。全游戏四星材料积攒效率最高的就是金币招募，没有详细统计，凭经验感觉的话金币招募是10~20w金币- -张四，而游戏后期每天强征三次金币能进账30w+,用玉招募四星的概率强征金币招募和其它方式相比,无论是半价，征服包，甚至红颜包都要高三队主力级，其实我不太建议标准的碰瓷队，因为这个队伍组建的意义就是稳定地换战损，然而其它方面的缺失其实也是挺大的。我们希望拥有的队伍，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强度虽然不很高，但是平衡性不错，强度不高，又不偏科的队打架是真弱，但是打地效果是不错的。我们之所以玩拆迁还要费尽心思组三队，是为了在游戏后期能够以自己之力拿下九级地，自己打下来和为了完成任务让别人垫刀的游戏体验完全不一祥。自己的事自己都能够搞定，即使整个赛季都是在为账号积累，但依然能解决所有任务，依然能提供了不起的贡献;对比，没办法了，只能充这点钱强度不够只能玩玩拆迁，慢慢攒吧。两者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才是我们这个玩法应:有的心态，我们是个强者，我们这样玩是为了我们的强大而蛰伏，即使我们蛰伏期等待蜕变，我们依然很了不起。开荒我们是最快的那批;势力我们是最高的那一批;每个城池上都能留下你的名字和一骑绝尘的数字;每次攻城都能收到两封邮件，其中一封是第- -;即使在正面战场，你的同盟能取得片刻优势,你就能让敌军要塞全都给我绿。即使是做很枯燥的积攒工作，我们依然都很好的游戏体验，也没人会不认可你。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超大型一赛季平民攻略，贯穿整个赛季的详尽蓝图』前言:这个攻略是写给准备长期玩下去的平民玩家的，也就是说准备玩第二赛季，准备一直玩到征服赛季的玩家。而这里平民定义很广，不充钱玩家，六元玩家，月卡，99元党直至双倍首充全充的玩家都定义为平民玩家。一.建号初始至少建两个号，最少能起到铺路飞地的作用。只建一个号不是不能玩，但作为一个平民第一赛季你的存在感至少减少一半。选择出生地，以爱好为主，相信不少玩家第一次愿意选择家乡所在地或是心中向往地。抛开主观情感之外，如果是较为休闲的玩家，建议选择幽州，人最少，所以有较充足资源地；硬核玩家（铁肝主公），益州.杨洲.凉州，这三洲是征服盟主要出处，容易一开始就遇到管理完善的大盟，换言之，容易拿征服名额；好战分子:荆州并州，不管征服盟在哪里，这两州少不了恶战。二.技能拆解第一赛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积累的赛季所以做技能总体就只有一个思路:节约。五星技能:只喂四星武将四星技能: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重要的事说三遍三星技能:只做堤溃.竭泽.规避.火淄.疑兵.毒泉.连战.援军秘策.云梯.毁墙.投石轰击演武奖励少，后期有强征支出，算上登录奖励，我们的玉的支出和收入是基本持平的，所以我们实际的玉的积攒增长，来自于每次买月卡充值的300、天下奖励、任务奖励、活动奖励、手机绑定例行核实奖励和维护补偿奖励，总数是固定的。当然也可以不强征，存攒玉，技能肯定一堆做不出来,玩了一赛季拆迁了还想再打两个赛季酱油吗。也正因为如此，同盟攻城奖励之类的不要发点玉就高兴地来两发。留到该抽的时候，换言之，赛季初或是你组队正缺的武将的EX卡包。另外抽卡保底现在是8000玉一-张玉， 也就是说除名将大卡池外，抽卡至少攒够准备8000玉，出抽到五星如果剩余积累不到8000玉就立即停手，实在手痒去抽名将。抽卡最好的时间是刚开，不是说这段时间概率高，而是赛季初的纯净卡池和赛季名将卡池是最好的卡池。这两个卡池:之外，除非使用钞能力,就别抽。反正最后会加入大卡池的，来不来,免费半价凭缘分就好。不同的同盟有不同的管理规则和风格，翻地和拆迁依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不一定没有征服，即使没有也没关系，不差那一两个包，我们- -个赛季积攒得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这里我简单提一- -下我们积攒的用法，会简单提到二赛季。因为我们解约材料,我们剩余的四星材料会不少，尤其是那几个金币招募武将。虽说我们是攒玉，但是有两样玉的消耗我们是不能省的，只要你有购买月卡。一是每天的半价招募，这是你成长的主要方式，二是税收超过2w后的每日60玉强征。纯月卡党的玩家可以在前两队武将都觉醒之后停一停强征，但在税收过五万，过极难演武基本没问题之后强征- -定要继续。因为积攒攒的首先是技能，然后才是武将，技能拆出来重要，但喂技能的材料同样重要。出去翻一翻动态，太多人五星技能拆出来只能看着，一是因为做四.星技能时浪费太多，而是因为五连忍不住而本该“买材料”而投入的钱舍不得,或说是不知道花。全游戏四星材料积攒效率最高的就是金币招募，没有详细统计，凭经验感觉的话金币招募是10~20w金币- -张四，而游戏后期每天强征三次金币能进账30w+,用玉招募四星的概率强征金币招募和其它方式相比,无论是半价，征服包，甚至红颜包都要高三队主力级，其实我不太建议标准的碰瓷队，因为这个队伍组建的意义就是稳定地换战损，然而其它方面的缺失其实也是挺大的。我们希望拥有的队伍，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强度虽然不很高，但是平衡性不错，强度不高，又不偏科的队打架是真弱，但是打地效果是不错的。我们之所以玩拆迁还要费尽心思组三队，是为了在游戏后期能够以自己之力拿下九级地，自己打下来和为了完成任务让别人垫刀的游戏体验完全不一祥。自己的事自己都能够搞定，即使整个赛季都是在为账号积累，但依然能解决所有任务，依然能提供了不起的贡献;对比，没办法了，只能充这点钱强度不够只能玩玩拆迁，慢慢攒吧。两者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才是我们这个玩法应:有的心态，我们是个强者，我们这样玩是为了我们的强大而蛰伏，即使我们蛰伏期等待蜕变，我们依然很了不起。开荒我们是最快的那批;势力我们是最高的那一批;每个城池上都能留下你的名字和一骑绝尘的数字;每次攻城都能收到两封邮件，其中一封是第- -;即使在正面战场，你的同盟能取得片刻优势,你就能让敌军要塞全都给我绿。即使是做很枯燥的积攒工作，我们依然都很好的游戏体验，也没人会不认可你。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超大型一赛季平民攻略，贯穿整个赛季的详尽蓝图』前言:这个攻略是写给准备长期玩下去的平民玩家的，也就是说准备玩第二赛季，准备一直玩到征服赛季的玩家。而这里平民定义很广，不充钱玩家，六元玩家，月卡，99元党直至双倍首充全充的玩家都定义为平民玩家。一.建号初始至少建两个号，最少能起到铺路飞地的作用。只建一个号不是不能玩，但作为一个平民第一赛季你的存在感至少减少一半。选择出生地，以爱好为主，相信不少玩家第一次愿意选择家乡所在地或是心中向往地。抛开主观情感之外，如果是较为休闲的玩家，建议选择幽州，人最少，所以有较充足资源地；硬核玩家（铁肝主公），益州.杨洲.凉州，这三洲是征服盟主要出处，容易一开始就遇到管理完善的大盟，换言之，容易拿征服名额；好战分子:荆州并州，不管征服盟在哪里，这两州少不了恶战。二.技能拆解第一赛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积累的赛季所以做技能总体就只有一个思路:节约。五星技能:只喂四星武将四星技能: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重要的事说三遍三星技能:只做堤溃.竭泽.规避.火淄.疑兵.毒泉.连战.援军秘策.云梯.毁墙.投石轰击演武奖励少，后期有强征支出，算上登录奖励，我们的玉的支出和收入是基本持平的，所以我们实际的玉的积攒增长，来自于每次买月卡充值的300、天下奖励、任务奖励、活动奖励、手机绑定例行核实奖励和维护补偿奖励，总数是固定的。当然也可以不强征，存攒玉，技能肯定一堆做不出来,玩了一赛季拆迁了还想再打两个赛季酱油吗。也正因为如此，同盟攻城奖励之类的不要发点玉就高兴地来两发。留到该抽的时候，换言之，赛季初或是你组队正缺的武将的EX卡包。另外抽卡保底现在是8000玉一-张玉， 也就是说除名将大卡池外，抽卡至少攒够准备8000玉，出抽到五星如果剩余积累不到8000玉就立即停手，实在手痒去抽名将。抽卡最好的时间是刚开，不是说这段时间概率高，而是赛季初的纯净卡池和赛季名将卡池是最好的卡池。这两个卡池:之外，除非使用钞能力,就别抽。反正最后会加入大卡池的，来不来,免费半价凭缘分就好。不同的同盟有不同的管理规则和风格，翻地和拆迁依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不一定没有征服，即使没有也没关系，不差那一两个包，我们- -个赛季积攒得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这里我简单提一- -下我们积攒的用法，会简单提到二赛季。因为我们解约材料,我们剩余的四星材料会不少，尤其是那几个金币招募武将。虽说我们是攒玉，但是有两样玉的消耗我们是不能省的，只要你有购买月卡。一是每天的半价招募，这是你成长的主要方式，二是税收超过2w后的每日60玉强征。纯月卡党的玩家可以在前两队武将都觉醒之后停一停强征，但在税收过五万，过极难演武基本没问题之后强征- -定要继续。因为积攒攒的首先是技能，然后才是武将，技能拆出来重要，但喂技能的材料同样重要。出去翻一翻动态，太多人五星技能拆出来只能看着，一是因为做四.星技能时浪费太多，而是因为五连忍不住而本该“买材料”而投入的钱舍不得,或说是不知道花。全游戏四星材料积攒效率最高的就是金币招募，没有详细统计，凭经验感觉的话金币招募是10~20w金币- -张四，而游戏后期每天强征三次金币能进账30w+,用玉招募四星的概率强征金币招募和其它方式相比,无论是半价，征服包，甚至红颜包都要高三队主力级，其实我不太建议标准的碰瓷队，因为这个队伍组建的意义就是稳定地换战损，然而其它方面的缺失其实也是挺大的。我们希望拥有的队伍，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强度虽然不很高，但是平衡性不错，强度不高，又不偏科的队打架是真弱，但是打地效果是不错的。我们之所以玩拆迁还要费尽心思组三队，是为了在游戏后期能够以自己之力拿下九级地，自己打下来和为了完成任务让别人垫刀的游戏体验完全不一祥。自己的事自己都能够搞定，即使整个赛季都是在为账号积累，但依然能解决所有任务，依然能提供了不起的贡献;对比，没办法了，只能充这点钱强度不够只能玩玩拆迁，慢慢攒吧。两者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才是我们这个玩法应:有的心态，我们是个强者，我们这样玩是为了我们的强大而蛰伏，即使我们蛰伏期等待蜕变，我们依然很了不起。开荒我们是最快的那批;势力我们是最高的那一批;每个城池上都能留下你的名字和一骑绝尘的数字;每次攻城都能收到两封邮件，其中一封是第- -;即使在正面战场，你的同盟能取得片刻优势,你就能让敌军要塞全都给我绿。即使是做很枯燥的积攒工作，我们依然都很好的游戏体验，也没人会不认可你。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1、到装备馈赠任务大师那接受战士之魂的历练，并领取一块历练牌。2、替黄老将军到双龙城获得赵圣将军的发丝。3、带着锦囊替黄老将军收集蛇人、铜石怪、长臂猿的气味。4、替黄老将军到黑虎城找画圣冯康要一幅画着赵圣将军的画。5、带着画像找到赵圣将军，与其对话。再回去找黄老将军，并杀死由黄老将军化身而成的绿妖，可得到纸人。6、并纸人交给赵圣将军可得一块究极历练牌，凭此牌到训练师那换取奖励。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超大型一赛季平民攻略，贯穿整个赛季的详尽蓝图』前言:这个攻略是写给准备长期玩下去的平民玩家的，也就是说准备玩第二赛季，准备一直玩到征服赛季的玩家。而这里平民定义很广，不充钱玩家，六元玩家，月卡，99元党直至双倍首充全充的玩家都定义为平民玩家。一.建号初始至少建两个号，最少能起到铺路飞地的作用。只建一个号不是不能玩，但作为一个平民第一赛季你的存在感至少减少一半。选择出生地，以爱好为主，相信不少玩家第一次愿意选择家乡所在地或是心中向往地。抛开主观情感之外，如果是较为休闲的玩家，建议选择幽州，人最少，所以有较充足资源地；硬核玩家（铁肝主公），益州.杨洲.凉州，这三洲是征服盟主要出处，容易一开始就遇到管理完善的大盟，换言之，容易拿征服名额；好战分子:荆州并州，不管征服盟在哪里，这两州少不了恶战。二.技能拆解第一赛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积累的赛季所以做技能总体就只有一个思路:节约。五星技能:只喂四星武将四星技能: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只吃＋30％的材料重要的事说三遍三星技能:只做堤溃.竭泽.规避.火淄.疑兵.毒泉.连战.援军秘策.云梯.毁墙.投石轰击演武奖励少，后期有强征支出，算上登录奖励，我们的玉的支出和收入是基本持平的，所以我们实际的玉的积攒增长，来自于每次买月卡充值的300、天下奖励、任务奖励、活动奖励、手机绑定例行核实奖励和维护补偿奖励，总数是固定的。当然也可以不强征，存攒玉，技能肯定一堆做不出来,玩了一赛季拆迁了还想再打两个赛季酱油吗。也正因为如此，同盟攻城奖励之类的不要发点玉就高兴地来两发。留到该抽的时候，换言之，赛季初或是你组队正缺的武将的EX卡包。另外抽卡保底现在是8000玉一-张玉， 也就是说除名将大卡池外，抽卡至少攒够准备8000玉，出抽到五星如果剩余积累不到8000玉就立即停手，实在手痒去抽名将。抽卡最好的时间是刚开，不是说这段时间概率高，而是赛季初的纯净卡池和赛季名将卡池是最好的卡池。这两个卡池:之外，除非使用钞能力,就别抽。反正最后会加入大卡池的，来不来,免费半价凭缘分就好。不同的同盟有不同的管理规则和风格，翻地和拆迁依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不一定没有征服，即使没有也没关系，不差那一两个包，我们- -个赛季积攒得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这里我简单提一- -下我们积攒的用法，会简单提到二赛季。因为我们解约材料,我们剩余的四星材料会不少，尤其是那几个金币招募武将。虽说我们是攒玉，但是有两样玉的消耗我们是不能省的，只要你有购买月卡。一是每天的半价招募，这是你成长的主要方式，二是税收超过2w后的每日60玉强征。纯月卡党的玩家可以在前两队武将都觉醒之后停一停强征，但在税收过五万，过极难演武基本没问题之后强征- -定要继续。因为积攒攒的首先是技能，然后才是武将，技能拆出来重要，但喂技能的材料同样重要。出去翻一翻动态，太多人五星技能拆出来只能看着，一是因为做四.星技能时浪费太多，而是因为五连忍不住而本该“买材料”而投入的钱舍不得,或说是不知道花。全游戏四星材料积攒效率最高的就是金币招募，没有详细统计，凭经验感觉的话金币招募是10~20w金币- -张四，而游戏后期每天强征三次金币能进账30w+,用玉招募四星的概率强征金币招募和其它方式相比,无论是半价，征服包，甚至红颜包都要高三队主力级，其实我不太建议标准的碰瓷队，因为这个队伍组建的意义就是稳定地换战损，然而其它方面的缺失其实也是挺大的。我们希望拥有的队伍，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强度虽然不很高，但是平衡性不错，强度不高，又不偏科的队打架是真弱，但是打地效果是不错的。我们之所以玩拆迁还要费尽心思组三队，是为了在游戏后期能够以自己之力拿下九级地，自己打下来和为了完成任务让别人垫刀的游戏体验完全不一祥。自己的事自己都能够搞定，即使整个赛季都是在为账号积累，但依然能解决所有任务，依然能提供了不起的贡献;对比，没办法了，只能充这点钱强度不够只能玩玩拆迁，慢慢攒吧。两者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才是我们这个玩法应:有的心态，我们是个强者，我们这样玩是为了我们的强大而蛰伏，即使我们蛰伏期等待蜕变，我们依然很了不起。开荒我们是最快的那批;势力我们是最高的那一批;每个城池上都能留下你的名字和一骑绝尘的数字;每次攻城都能收到两封邮件，其中一封是第- -;即使在正面战场，你的同盟能取得片刻优势,你就能让敌军要塞全都给我绿。即使是做很枯燥的积攒工作，我们依然都很好的游戏体验，也没人会不认可你。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1、到装备馈赠任务大师那接受战士之魂的历练，并领取一块历练牌。2、替黄老将军到双龙城获得赵圣将军的发丝。3、带着锦囊替黄老将军收集蛇人、铜石怪、长臂猿的气味。4、替黄老将军到黑虎城找画圣冯康要一幅画着赵圣将军的画。5、带着画像找到赵圣将军，与其对话。再回去找黄老将军，并杀死由黄老将军化身而成的绿妖，可得到纸人。6、并纸人交给赵圣将军可得一块究极历练牌，凭此牌到训练师那换取奖励。职业赛场中斗神出现的最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用它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1、到装备馈赠任务大师那接受战士之魂的历练，并领取一块历练牌。2、替黄老将军到双龙城获得赵圣将军的发丝。3、带着锦囊替黄老将军收集蛇人、铜石怪、长臂猿的气味。4、替黄老将军到黑虎城找画圣冯康要一幅画着赵圣将军的画。5、带着画像找到赵圣将军，与其对话。再回去找黄老将军，并杀死由黄老将军化身而成的绿妖，可得到纸人。6、并纸人交给赵圣将军可得一块究极历练牌，凭此牌到训练师那换取奖励。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1、到装备馈赠任务大师那接受战士之魂的历练，并领取一块历练牌。2、替黄老将军到双龙城获得赵圣将军的发丝。3、带着锦囊替黄老将军收集蛇人、铜石怪、长臂猿的气味。4、替黄老将军到黑虎城找画圣冯康要一幅画着赵圣将军的画。5、带着画像找到赵圣将军，与其对话。再回去找黄老将军，并杀死由黄老将军化身而成的绿妖，可得到纸人。6、并纸人交给赵圣将军可得一块究极历练牌，凭此牌到训练师那换取奖励。职业赛场中斗神出现的最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用它
一、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1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80年代在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的序文中有如下评说：“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的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关于这个流脉很难命名，曾经有人从政治标准出发，参照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学左翼文化传统，把周作人的传统称为右翼文化传统（注：舒芜《周作人概观》做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这是有失公正的。不过差异确实存在。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但他们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是不一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由于这样一种差异，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实践发展到1930年代就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两大流脉。鲁迅的文学实践是从褒扬古希腊斯巴达精神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启蒙主义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大概从抗战以后一直被文学史的研究者解释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它包括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热烈关注与真情投入，对一切被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对一般的大众采取比较复杂的启蒙态度。鲁迅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他本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如果我们通读鲁迅192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就能看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发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战斗立场——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一个战斗的传统——但是，作为鲁迅个人，他当时真是心力交瘁，非常痛苦。鲁迅在《野草》里多次讲到“虚妄”这个概念。他是个作家，可是，他认为要用文字来改造社会实在是没有力量、虚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学态度使他长时间在文学领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岗位。所以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的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但丁在《神曲》里写地狱之门上刻着可怕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注：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地狱里的灵魂能够充分意识到希望的虚妄性，而鲁迅在《野草》里多次写到，连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地狱也不能成为他的灵魂的安憩之处。他这种对绝望的反抗和怀疑，和他这种不断选择的人生态度是相统一的。如果一个人完全看不到虚妄，看不到绝望，他就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以高高兴兴地为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去战斗和奉献；而相反，如果对绝望和虚妄没有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被虚妄压垮，完全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这两种态度都不属于鲁迅。鲁迅的人格伟大就在于他不回避，他敢于正视生命的必然的死亡，但他的生命的本能是在抗拒这么一个最终结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他不断抗拒死亡的结果，生命就有这样的能量。比如地球引力使万物都是往下坠，可人就是想飞，人就是会“想象”出飞机，“想象”到月球，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人与鸟不一样，鸟有翅膀但不是天生想飞的，而人想飞是与自己的本质抗衡。这种与本质抗衡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运动过程。这种抗衡也推动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可是这种抗拒终结的能量，在精神上就变成了恒久的爱情，在生理上就形成了快乐的繁殖。生命的遗传本能由抗衡死亡出发，逐渐形成生命哲学的传统，整个人类就不断地往前走。这是很悲壮的，但在悲壮中又非常有力量。鲁迅，我觉得，他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的。鲁迅经历了中国在20世纪前期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如反清、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每一次都是在自我选择中有所追求，可是每一次选择以后，他总是看到结果还是这样，每一次都有失望。——但问题在于，他仍然在不断地选择和探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凝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凝聚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中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传统的另外一面，出现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流脉，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传统。无以命名，暂且叫作“爱智”——以古希腊为起源的欧洲文化传统中，存在所谓“爱智”的渊源。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启蒙，我曾经把它界定成“广场”的价值观念，它的事业，它的追求，必须要在广场上才能完成。启蒙者面对社会，面对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但爱智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谈论价值取向，就像阿基米德，他研究几何图形，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追求天地万物奥秘的动力，至于这个动力跟现实世界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与当时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与现实功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周作人对“爱智”传统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也是雅典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在《夜读抄》的“后记”里引自己的一封信里的话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注：周作人《〈夜读抄〉后记》，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7页。）止庵在解释《知堂文集》所代表的文章路数变化时也特地引用这一段话，并发挥说：“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注：止庵《关于〈知堂文集〉》，《知堂文集》，第3页。）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光靠文学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急切进步的问题，像欧洲那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带来文化上的更新，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缓慢发展过程，已经是等不及了。但周作人与鲁迅的价值取向也是在这里开始分岔，当鲁迅固执地走向社会进步力量，以求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而展开与社会近距离的肉搏战时，周作人却固执地站在文学门外，在文学以外的民间社会找寻自己的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取代“五四”知识分子所设定的广场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在虚妄中有所坚持的表现。但他们表现的方法、立场是不一样的。所谓民间工作岗位，是我从古代手工业的行会演变过来的一个概念，它首先与职业有关，即每种职业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标准，它可以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产生出有用于社会的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战斗传统，周作人把它称为“爱智”，也就是说，他可以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转向民间岗位取向，是一个极为艰巨的转变。民间岗位意识与“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广场的价值取向不同，“广场”是从“庙堂”派生出来的，其价值取向虽然对立，但没有根本的差异；而民间岗位意识不仅仅对士大夫的庙堂意识是一种解构，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的广场意识也构成一种颠覆。这首先要求知识分子从“广场”的意识形态战场撤离下来，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建立以劳动为本的工作岗位；其次是要承认，他在普通岗位上的精神劳动有足够的价值，可与庙堂的经国济世相提并论。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自觉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说过一段话：“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我很喜欢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不仅仅高扬了哲学和美学的作用，更要紧的是他把哲学和美学所获得的价值与政治上的南面王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价值取向变换的一种标志性的意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前提下真正地形成了。如果说王国维是自觉实现这种价值取向转变的第一人，那么，周作人是第二个自觉者；王国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多少是依仗了康德的现代美学思想，周作人则把吸收的触角伸向更远古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因此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始终容纳了人性的温润与从容，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这些特点终其一生也没有大的改变。周作人的民间岗位意识并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五四”前期，他以著名的文学理论和对旧文学的批判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猛将，那时他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广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所发表的言论也大抵是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话语，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些文章和观点一直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言，即使在“左”倾年代里编写的文学史，只要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大约总会提一下“人的文学”之类的观点。所以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角色，想改弦易辙，从“五四”启蒙主义的广场上撤离出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是自觉到这种撤离的必要性以后的自觉转移。周作人这种转换的轨迹可以上溯到1921年前后的提倡“美文”，完成于1928年的呼吁“闭户读书”。这八年间周作人写的文章非常多，也非常丰富和复杂，粗粗读他的文章未必能梳理出一条线。但在这期间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说从“美文”到“闭户读书”？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早就发生了，但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把这样一个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这以后他就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是在他的后期，1930年代以后。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是停留在一个成熟的风格境界，他的学问追求，他的散文格局、美学境界，基本上定型了。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意味着不发展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1920年代末，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是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启蒙的广场意识到单纯的民间岗位意识的一个发展时期。发展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成熟的，有的很幼稚，有的很片面，有的可能事过境迁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也有的是因为价值取向转变了不再为作者喜好和珍惜。但在这样一种非常繁复的变化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个主线到了1930年代以后慢慢就变成了稳定的风格。而许多杂质、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就慢慢淘汰了，在《知堂文集》里没有被保留。那么，哪些文章被删除了呢？第一类是那些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一般来说，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急于要进入主流，难免趋时，因为自己还没有话语权，就不得不借助时代的共名来说自己的话。比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判的文章，如《人的文学》，就是一篇表述时代共名的文章。那个时代普遍追求人道主义，追求人性解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获得很大的名声。可是在他自选的《知堂文集》里，这些文章就没有了。因为它们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把周作人1930年代那种谈鬼、谈鱼、谈读书的文章，与《人的文学》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很不一样。所以，像这一类文章他都没有选进去，虽然关于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他是始终坚持的。还有一种，就是即兴的时事文章。周作人曾经也是一个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曾经不断地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腐朽现象。在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批评社会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并不比鲁迅差。哪怕有时是以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骨子里却对当时社会批判得非常尖锐。我举一个例子——女师大事件。当时在批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周氏兄弟的战斗杂文所向披靡，非常出彩。但是鲁迅的文章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都觉得鲁迅很厉害，其实周作人也同样非常尖锐，击中陈西滢要害的也是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陈西滢的一件私事。陈西滢看到女学生起来闹事很恼火，因为他是无锡人，女师大的校长也是无锡人，出于同乡的帮忙，他就攻击那些女学生，说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去“叫局”。周作人把这个话捅了出来，公开在报纸上抨击陈西滢。陈西滢非常狼狈，这一下把这个留洋绅士的龌龊心理暴露出来了。陈西滢气急败坏地抵赖说过这个话。这说明周作人当时说话比鲁迅更随意，所谓“满口柴胡”（注：周作人揭露陈西滢的文章是《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收入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论争经过可以参考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那样一个人到后来完全变了。193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我们看不到了，他都没有编到集子里去。止庵把《知堂文集》看作是周作人创作的前期与后期（成熟期）分界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文集》选录他以前的诗歌、散文、翻译等各类文章44篇、新序1篇，计45篇。分别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过去的生命》等文集和诗集，连序在内只有4篇短文是新写的。周作人通过自选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向读者宣布他的新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他要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作总结：删去什么保留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应该改变什么和坚持什么。（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里完成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认同这种岗位意识有关。证据之一是同时间（1932年）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里对“Intelligentia”（知识阶层）一条的解释：“一般谓知识阶级之意。本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一特殊阶级，有相当教养，也有若干资财，可以没有一定的职业而生，在社会的上位，常堕于逸乐，为高等游民。现则指以精神劳力为职业取薪水的人，如公署书记，学校教师，小官吏，律师，技师，医师等，从事于自由的职业，报酬比工人优，但也被资本家榨取。此不能成为阶级，不过是阶级中的层。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明显掺入了职业岗位的意识。（见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44页。））为了强调他的这个态度，他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叫《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注：本书所引用的《知堂文集》，收入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处见第3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这是《知堂文集》“序”后的第一篇文章，周作人解释为什么叫做“知堂”。他说，这个“知”有四个意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说过一句话：“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就是说：你懂的事情，你该说的事情，你说了，说得恰当，这是代表你有智慧；有时候你不该说，不想说，你就别说出来，沉默也是一种智慧。这就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四个“知”集中起来，他说这叫“四知”。他本来想取个名字叫“四知堂”。但这个“四知堂”过去已经有人取过了。有个做官的人，有人半夜里给他送钱，那个人说我不能受贿。送钱的人就说，没有人知道啊。他说，怎么不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话后来被人传开去，也叫“四知”，有一些表明自己不受贿的官人都喜欢取名“四知堂”。周作人说，我就把“四”拿掉，就叫“知堂”吧。很短的一篇文章，等于是个序言，它实际上强调两点，一是我不懂的东西再也不说了，还有就是，我不该说的东西我也不说了。那么，什么叫“不该说”呢？他为《知堂文集》写的“序”，其中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自由行已经是比较广泛的，现大多数旅游爱好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因为自由行根本不用担心强消费，行程不自由的问题，只要前期做足攻略就好，以下简单分享下自由行攻略的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1.首先，要准备好必备的旅游物品，如果旅游时间长就得准备充足的衣物，提前看好你即将要到的城市天气，以免受凉。2. 再就是指定好旅游路线，对要去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样才能更明确自己要走的路线，旅游景点也要标记出来。3. 其次就是要提前在网上订购好门票以及住宿的酒店，因为提前预定会比在当地预定便宜一些，所以网上提前预定会方便许多，也可以节省下不少时间。4. 最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啦！一定要对当地美食做好规划，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通过食物也是可以感受到当地特地的。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自由行攻略，其实自由行只要自己慢慢规划好，那么旅行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作为新手要开始一个游戏，需要先熟悉游戏的各个角色，在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进入游戏，再多多磨合，多看看主播直播学习些游戏的操作，技能释放的时机。帮她买车买房，给她开心就可以搞定啦！没玩过这个游戏，不过早期游戏基本是肝能解决问题。听说2转等级够后可以直接买免试金牌，就可以跳过那个繁杂二转任务，直接完成二转。1、到装备馈赠任务大师那接受战士之魂的历练，并领取一块历练牌。2、替黄老将军到双龙城获得赵圣将军的发丝。3、带着锦囊替黄老将军收集蛇人、铜石怪、长臂猿的气味。4、替黄老将军到黑虎城找画圣冯康要一幅画着赵圣将军的画。5、带着画像找到赵圣将军，与其对话。再回去找黄老将军，并杀死由黄老将军化身而成的绿妖，可得到纸人。6、并纸人交给赵圣将军可得一块究极历练牌，凭此牌到训练师那换取奖励。职业赛场中斗神出现的最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用它读书不如去打工，读书开始是挣不到钱的，还要花钱，最少书要花钱买的。打工是打一天工挣一天钱的，能不能拿到是另外一回事。读书是可以挣长远的，不要挺卖力气的钱，有可能岁数越大挣的越多噢[偷笑]。打工挣的是有数的，如果在打工期间不学点知识，随着时间流逝，能工作的行业会变少，挣的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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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荐几本完结的小说

让孤静一静作者：墨然回首文案云彦只想做个安静的诸侯，平静地度过她坑爹的一生。谁知道一次刺杀，改变了一切，将她推入了更坑爹的命运。成为一条不能说话的人鱼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落入齐国世子叶绍手中。内容标签：灵异神怪 仙侠修真搜索关键字：主角：云彦，叶绍 ┃ 配角：不重要 ┃ 其它误入大理寺作者：子醉今迷晋江VIP2014-12-17完结非V章节总点击数：93433　　 总书评数：680 当前被收藏数：1253 文章积分：21,350,496文案她本是偏远地区的小小官员，机缘巧合下被左少卿大人相中拖进了大理寺，从此开始了她在吃人不吐骨头……啊不对，在刚正不阿铁面无私铁骨铮铮的大理寺中水深火热的“幸福”生活。内容标签：乔装改扮 阴差阳错 恩怨情仇搜索关键字：主角：傅倾饶 ┃ 配角： ┃ 其它：.皇后十诫作者：衣青箬晋江VIP2014-12-25完结非V章节总点击数：158051　　 总书评数：271 当前被收藏数：1368 文章积分：19,039,224文案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皇后，你口水要流出来了。”此后她无数次听到他用平淡无波的声音提醒自己，“皇后，该起来伺候朕更衣了。”“皇后，你吃相太难看了。”“皇后，御花园的树要断了。”“皇后，你问得太多了。”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安稳的坐在后位上，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的棋子。她都照着做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外表阴柔病弱内里腹黑狠毒冷血帝王X外表天然蠢萌内里没心没肺吃货皇后内容标签：穿越时空 宫廷侯爵 欢喜冤家 宫斗搜索关键字：主角：苏云同，叶峥 ┃ 配角：姚千喻，苏画同 ┃ 其它：帝后，斗智斗勇，欢脱甜蜜，1V1，HE女主我们来谈谈人生作者：伊人睽睽【文案】： 众人原本以为唐姑娘是位温柔娴静、善良多情的佳人，后来却发现唐姑娘为人十分的……丧心病狂。来自精神病院的唐辞原本以为自己是穿越，后来被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告知是“第二人格”，再后来……呵呵。 内容标签：穿越时空书名：重生闲后作者：寒花一梦文案：前世惨死深宫的废后陆静姝没有想到自己竟有重来一世的机会。重生到入宫前一年，她还是准皇后，她的亲人都还健在没有遭到迫害，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再入深宫，这一世，她要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自己的亲人，稳坐凤位，睥睨六宫《鸩心》作者：红摇内容简介：她是一只鸩鸟精灵，有着与众不同的血色红羽、化成人形时的艳倾天下、以及杀人于无形的剧毒。他任人刺瞎她的双目，让她遭遇了世上最可怕的冷漠。重生再世，她变成了傲睨万物的上古鸩神。能在茫茫轮回中重逢，是他最大的幸运，她的毒，他甘之如饴。这世上最毒的不是鸩酒，是人心。开篇有虐，后面轻松，欢迎跳坑～～～（注：鸩zhèn）《魔鬼的颤音》作者：苏寞【完结】 文案:《魔鬼的颤音》是塔蒂尼的名曲。在这首小提琴曲诞生的夜晚，“他和魔鬼以灵魂做交易”。这个故事的主题其实是“罪犯和法医用高智商斗智斗勇、征服世界为背景的言情故事”，但是高智商犯罪的背景写着写着就成了一篇言情比例非常大的文。谨以此文向永远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女士致敬。内容标签：情有独钟 都市情缘 业界精英 制服情缘搜索关键字：主角：褚青蘅；萧九韶 ┃ 配角：莫雅歌，刑闵，秦晋等 ┃ 其它：书名：本王在此作者：九鹭非香备注： 身为魔界衔珠而生的碧苍王，沈璃的一生是璀璨而夺目的但在她千岁诞辰之际，政治联姻的魔爪劈头盖脸的挠过来九十九重天上的帝君一纸天书颁下着碧苍王与帝君第三十三孙拂容君定亲拂容君早年便因花心而闻名天外她堂堂魔界一霸，一杆银枪平四海战八荒，岂能嫁给那种花心草包！这婚必须逃！沈璃不想，这一跑还真碰上了那个不属于三界五行的男子那男子，当真……奇葩PS：美丽动人清纯可爱上知天文下下晓地理的九爷温馨提示：女主略粗糙，男主略奇葩，入坑有风险，看文需谨慎。另：祝天下盗文人尿频尿急尿不禁==================书名：宫略作者：尤四姐文案老话说得好，人受挤兑本事高，尚仪局的素以姑姑就是最好的例子。调理过人，伺候过承恩公的丧事，除了有点脸盲，别的她无所不能。大内混日子，吃点亏没什么。吃亏是福，咬咬牙就过去了。搬着指头数日子，就盼时候到了放出去配女婿 。可万岁爷说了，用着顺手，再使两年……宫里没有平白留人的道理，宫妃们都斜着眼睛瞧她。一头水深，一头火热，这日子真是——没法说！内容标签：宫廷侯爵 怅然若失 春风一度搜索关键字：主角： ┃ 配角： ┃ 其它：编辑评价：人受挤兑本事高，尚仪局的素以姑姑就是最好的例子。她调理宫人，伺候承恩公的丧事，除了有点脸盲，别的无所不能。宫里混日子，吃亏是福，咬咬牙就过去了,唯一的念想就是盼着放出去配女婿 。可万岁爷说用着顺手，再使两年，于是姑姑的生活变成了一场闹剧。 后宫如井，深不见底。九五之尊身不由己，草根女主人微言轻。看女主怎样杀出重围，与冷面皇帝顺利会师。本文轻松幽默，情节紧凑。用京味描写印象中的北京城，诙谐妙趣的对话，寥寥几笔，把大内的宫女太监描述得栩栩如生。书名：何处暖阳不倾城作者：北倾文案：唐泽宸，这个身家背景不详却扶摇直上的男人，名动A市，风姿卓越，让不少名媛淑女趋之若鹜。秦暖阳不认识他之前，遥望远观心存警戒。可认识之后……在哥哥的“别靠近他，别好奇他，别勾引他”的警告里，还是越了雷池，勾引他了……#何处暖阳不倾城#一次采访，主持人违反约定问了她好几个关于唐泽宸和她的问题。她面上不动声色，等她说完了才问道：“就算我回答了，你觉得这段能播出去？唐泽宸最不喜欢从不相干的女人嘴里听见自己的名字，我大概也属于后者。”这件事发生很久以后，唐泽宸在某种运动时说对她，“现在相干了。”#何处暖阳不倾城#记者采访秦暖阳道：“秦小姐你艺人生涯里最遗憾什么？”秦暖阳想了想，“没能体会潜规则？”那时记者已经知道她的身份，默默绕开这个话题又问：“有什么是你觉得非常啼笑皆非却真实存在的？”秦暖阳眯了眯眼，神情愉悦，“哦，bao养唐泽宸。”记者：“……”还能不能继续采访下去了？有话说：1.本文是此系列收官之作。2.全程无虐，温馨治愈系的暖文。3.男主气场略强大，女主也不弱，HE,1V1，双C。内容标签： 娱乐圈 天作之和 情有独钟搜索关键字：主角：唐泽宸，秦暖阳 ┃ 配角：北子 ┃ 其它：娱乐圈，宠文，温馨治愈向【编辑评价】她感冒，昏沉之间上错了车，后又在酒店闹了一场乌龙，自此之后本没交集的人却频频在饭局等各种场合遇见。他一出现就以自己人的身份相维护，之后更是有商业，代言上的往来。在他的有心下，她步步走入他的陷阱，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突然触手可及……本文剧情流畅，人物设定真实讨喜，展示了一个温暖正能量的娱乐圈，讲述了腹黑男步步为营拐到娇妻的温暖治愈故事，值得一读。==================难熬的相思不过是为了重逢的甜美-小评《长冬》作者：作者：苏格兰折耳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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