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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中者得天下"这句话为什么到三国却失效了？

没有失效。关中是四塞之地，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对外进出通道只有函谷关（潼关）、武关、散关以及萧关。打起仗来进可攻，退可守。在古代常以“百二秦关”形容关中之险，意思是说，只要有两万关中军，就足以阻挡中原百万大军的进攻。除山河地势极为险要外，关中土地肥沃，民风彪悍，既有自然资源，也有优势兵源，自身条件非常不错。

天然就是个搞割据的好地方。不过，虽然关中有这么多的优势，但它的劣势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相比于关东，关中太小了。人口最大承载力才三百万。仅靠这一隅之地，无法与地域广袤，资源富庶的关东争雄。其二是关中虽然易守难攻，但闭塞的环境也使得关中军阀很难走出去。关东军很容易就能把关中军堵死在关中。即便关中军孤注一掷，孤军深入，关东军也能在河东、商於夹击，截断关中军的退路。

（这一优劣，巴蜀地区也同样存在）综合这两点劣势，我们可以发现，关中虽然有争夺天下的条件，但仅靠关中是不够的。立足于关中的政权不仅要有“躯干”，更要有飞出关中的“翅膀”。否则无法争天下。所以，历史上立足于关中的政权，凡是有意要夺天下，正式与关东军阀决战前，都会先攻略河东、洛阳、巴蜀。在增强实力之余获取东出关东的战略主动权。

就拿秦国举例说。秦人争夺天下之前，先拿下了山西南部（河东），保障秦军东出不会被北面来敌截断；然后用阴谋诡计，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在秦楚交界之处（商於）建立若干前沿基地，以先发制人之势压制住楚军反扑，保障秦军东出不会被南面来敌截断。这样一来，有两翼策应，秦军东出，去往中原的道路就彻底打通了。待“出口”打通后，秦国再取巴蜀之地，以增强国力。

最后靠着自身的资源，以及提前布局而形成的东出战略主动权，秦国用百年时间耗死了关东六国。宋朝之前，中国一共有六次大一统：秦统一全国、西汉统一全国、东汉统一全国、西晋统一全国、隋统一全国、唐统一全国。回看这六次大一统可以发现，除了东汉和西晋外，其余四次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西汉统一天下、北周灭北齐、唐朝的一统，都照搬了秦国人的套路。

▼楚汉对峙时期前秦统一北方的过程略有不同，它没有占据巴蜀。不过不管怎么说，前秦也拿下了东出主动权。并利用前燕内讧之机，一统北方。▼前秦、前燕、东晋对峙时期搞清楚了立足于关中夺天下的前提条件，我们再看三国时代。得关中者得天下之所以给人一种在三国时代失效的印象，无非就是两点。一，占据关中的董卓集团没能统一天下。

二，以马超、韩遂为代表的关西军阀没能打败曹操。结合前面给到的关中统一天下的条件，我们看董卓集团和关西军阀。他们取河东了吗？没有。他们在荆襄建立前沿基地了吗？也没有。他们攻略巴蜀扩充实力了吗？还是没有。董卓早期，他手握关中，洛阳及河东也在他掌控中。割据陇西的马腾、韩遂有与他合作的意向。刘焉在益州的统治不稳，董卓也有吞掉他的可能性。

可以说，当时董卓的基本盘面很好看。如果他能整合关中、陇西、益州的土著势力，灭掉四分五裂的关东诸侯联军，继而统一天下，可能性极大。▼关东四分五裂，董卓盘面非常好只不过，马腾、韩遂还没到（已经接到董卓的邀请信了），董卓就死了。而董死后，西凉军内部迅速分裂。李傕、郭汜先与吕布混战，把并州系赶走（吕布、张辽、高顺等都属于并州系），莫名消耗了西凉军的实力。

等到打跑并州系后，李傕、郭汜又内斗，关中被这两人祸害的不轻，西凉军的实力又进一步被削弱后来，李、郭二人都挂了，马腾这帮陇西军阀进入关中。如果这时候有个能人能把关中统一起来，关中政权也不是没机会争天下。毕竟曹操、袁绍正准备开打，这一打就打了六七年之久。时间在关中这一边。然而李、郭后时代的关西军阀比他们活着时还要稀烂。

这帮人毫无大志，相互厮杀，一转眼就浪费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间，这些人在关中啥都没干，就剩下内斗加争相讨好曹操了。▼曹操一统关东，关西军阀错失机遇试问，啥都没干，就窝在关中一隅之地混吃等死，关西军阀怎么可能得天下呢？等到公元211年，曹操携天下三分之二的资源来打他们时，他们的灭亡就是注定的了。所以说。并非是得关中者得天下的批言在三国时代失效了。

曹操当年的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你理解多少？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曹操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他终生的目标理想是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新的政治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统一全国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活下来。在曹操的一生中，有很多地方可以提现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但曹操这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其中的“我”，并不是指的曹操自己，而是他的理想和抱负，这个“我”是大我，而不是小我。

“得阅读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天下!”，难道语文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是张旭语文，很愿意与您一起探讨问题的实质！语文确实很重要，不是因为我是教语文的缘故，而是因为语文的特点使然。那么，语文的特点是什么呢？简单说有两点：一点是基础性。所谓基础性就是学习其它课程，都需要语文的帮助。比如说，你只有识了字，才能有能力去学别的课程，因为它们的内容都是由文字呈现的。一点是工具性。

所谓工具性是指语文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记载历史、传播文化的载体。也就是说，我们想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被别人了解，需要文字来传导，我们看到的书和文章，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正是因为语文有这两个特点，所以才在人类的活动中显得很重要。为什么说“得阅读者得语文”呢？第一，阅读能让人了解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思想。我们的知识和思想，绝大部分是通过阅读获得的。

这应该能取得共识。语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是以说话、写文章和理解别人的语言、文字的方式表观的。这也能取得共识。有了这两个共识，“得阅读者得语文”就是一个很容易认知的道理。第二，阅读能让人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我们记忆中的词汇、名句、人物、历史，以及各种故事，都是在阅读的过程中积累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有的人写文章文从字顺，旁证博引，观点鲜明，人们都喜欢阅读他（她）的文章。这样的写作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阅读的结果。这一点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有了这两个“毋庸置疑”，“得阅读者得语文”，就显得很通俗易懂了。所以说，离开了阅读，语文就会成为一种文盲态势。为什么说“得语文者得天下”呢？语文是交际的工具，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处处都需要语文，离开了语文，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无法想象了。

不识字，出门连厕所都找不到。给领导写个报告，满篇错别字，前言不搭后语，在单位就别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得语文者得天下”。历史是由语文记载的，哲学是由语文记载的，科学是由语文记载的，文学是由语文记载的。这一切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没有语文能力，何以知晓呢？从这个角度讲，“得语文者得天下”。老子说：上善若水。

如何理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著名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还继承和发扬了完善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儒家思想。孟子在孔子的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仁政，这是他的治国理政的理论，他坚持人性善的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关于人格理想、圣人、浩然之气、大丈夫、道德修养等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最重要的是，孟子还是一个精通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孟子还深刻地指出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先进的。孟子的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来源于他与农家学派的一次有名的辩论。农家创始人叫许行，是楚国人。他假借神农的言论，创立了农家学派。农家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人都要劳动，男子成年后要去耕地；女子成年后要去织布。

农家认为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国君也不能偷懒。孟子强烈反对农家的观点，社会需要分工，有劳力者，有劳心者，要是大家都是劳力者，那干脆退回到刀耕火种的上古社会好了。许行带着弟子去滕国，承包了一块地，和弟子们日出而作日出而息，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许行还要滕文公也一起来种地，滕文公觉得田园牧歌固然很“诗与远方”，但绝对比不上在庙堂上发号施令来的过瘾。

许行倒是吸引了原来是儒家弟子的陈相，带着弟弟也来到滕国，和儒家说再见，成为许行忠实的门徒。陈相是农家学派的弟子，同孟子有一次辩论，被孟子搞得体无完肤。在这次辩论中，孟子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孟子说：“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陈相回答说：“对。”“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吗？”回答说：“不，许先生只穿粗麻衣服。

”“许先生戴帽子吗？”回答说：“戴。”孟子问：“戴什么帽子呢？”回答说：“戴白帽子。”孟子问：“他自己织的吗？”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回答说：“因为怕误了农活。”孟子问：“许先生用锅和甄子做饭，用铁器耕种吗？”回答说：“是的。”孟子问：“他自己做的吗？”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的。

”孟子于是说：“农夫用粮食换取锅、瓶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那么，瓦匠和铁匠用锅、瓶和农具换取粮食，难道就能说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怕麻烦呢？”陈相回答说：“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同时干得了的。

”“那么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一边耕种一边治理了吗？官吏有官吏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用，那就是率领天下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脑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在这段辩论中，孟子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分工的思想，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规律，反对“市价不二”的平均主义，显示了一个哲人博大精深的思想。他不仅是哲学家，还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赞成社会合理分工、鼓励产品公平交换, 大力保护和积极发展工商业，既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民生，又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秩序，他的创见可谓前无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