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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一般会给官员发，清朝什么官员可以给皇帝上书

时间：2022-07-02 22:06:22来源：整理作者：佚名投稿 手机版

1，清朝什么官员可以给皇帝上书

地方督抚以上，中央侍郎以上都可以，地方上的奏折在雍正后有一种叫做密匣制，地方上的密折装在一种特制的匣子里，上锁贴封后到送到皇帝这里，皇帝亲自开锁才可以，这种锁都是皇帝配给各地方大员的，只有皇帝和本人才能打开，当时很多重要的事务都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沟通的，普通行文反倒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了。
四品以上地方官员，京官，王公贵族均可上书。四品以下地方官员则上请安折子。当然，最主要皇帝给你上书权。我记得密匣制是康熙所创，匣子里可装信件和小件物事，只有皇帝和密匣持有者可开启。每个密匣都是大内御制，别想用百合匙或其他方法打开。 看看二月河的书就清楚了。
四品以上地方官员，七品以上京官，王公贵族均可上书，地方是政府一把手巡抚和军事一把手总督以及皇帝派出办理特定事情的特使
四品以上的官员
清朝皇帝为了鼓励官员互相监视告发，给予巡抚（好象是三或四品）以上的官员以所谓“密折奏事”的权利，他们通过该渠道向皇帝上书不需要经过任何其他人的审阅，只能由皇帝亲自拆阅。至于通过上书房、军机处等宰相机构向皇帝上书的资格，则比较宽泛，但是对这种奏章，上书房的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是要先予以审核的（如果里面胡说一气或者有对该大臣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按下来不上缴）。
奏折一般是清代高级官员，才有资格给皇上提供奏折，一般是四品以上!但也分时期，并没有强行规定，比如发生特殊事件的时候，小县官也可以上奏折，但一般不直接送到皇上那里，可通过上级部门转送，比如刑部的小官可通过刑部转达，说实话渠道比现在畅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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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代官员也有年终奖清朝皇帝一般会赏赐

装有金银的荷包。清朝皇帝的年终奖会赏赐荷包了。据《啸亭续录》载：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岁末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那对大荷包里，一般装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小荷包四对，内装金银八宝各一份；又小荷包一个，内装金银钱四枚，金银锞四枚，这也算是挺丰厚的“年终奖”了。年终奖的历史朝廷不同于企业，企业怕员工跳槽，朝廷却不怕官吏辞职，毕竟饭碗不同，在朝廷上班，端的是铁饭碗，收入稳定，还有夜宵可以偷吃，挤破头往里进的人多，两袖清风拂袖而去炒领导鱿鱼的少。大概因为这个缘故，过去朝廷给官吏发年终奖，要比店铺给伙计发年终奖要及时，除非出现财政危机，否则不拖，也不压。像东汉，一入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了，发多少，有定例：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五铢钱，下同）、牛肉200斤、大米200斛；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侍中每人发钱2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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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朝的官员皇帝为什么脖子要带珠子

这串珠子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象征官员身份地位的作用，另一个是为了方便跪拜皇帝的作用。先来说说珠子，关于官员脖子上挂珠子，纵观古今，唯有清朝最为盛行，现在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会见到，很多官员上朝都会在脖子上挂一串珠子，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在清朝的时候，珠子的意义重大。第一个作用，那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串珠子其实叫“朝珠”，大臣们上朝或者办公的时候都要佩带，而且这个珠子还是非常珍贵的材质制作而成，官员的品级越高，佩带的珠子就越贵重。而且珠子的数量也是随着官阶的上升而增加，当然并不是每个官员都可以挂珠子，据说只有四品以上的武将以及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拥有珠子，下层官吏和普通老百姓是不可以拥有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珠子的数量和质量来判断官员的高低。第二个作用就是，大臣们见了皇帝需要行跪拜之礼，有了珠子就会方便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对皇帝行跪拜之礼的时候，一般都要磕头，而磕头是需要额头碰到地面的。脖子上挂上一串珠子，珠子就会先接触到地面上，珠子碰到地面，人就不用把额头也触碰地面，这也是清朝皇帝给官员们的一种福利，官员官阶越高，那磕头就越不费劲儿，还这是好用。不过话说回来，清朝还真是特别，用珠子就可以分辨官员的品级高低，还真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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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代皇帝过年给大臣发什么礼物有打白条的没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因人而异吧，比如康熙发福字，乾隆发荷包......打欠条的也有，宋高宗玉玺盖白条，忒经典了：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大臣们：剩下的呢，明年兑现？宋高宗：哼哼~~o(￣ヘ￣o＃)会不会有极个别的朋友对不上号哪个是赵构？见下图：比如汉朝，称之为腊赐，顾名思义，腊月里的赏赐，也可以说是过节费，红包，奖金。钱、粮、牛肉等等，采办什么就发什么，基本上奖金能抵一年工资：《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宋朝抠门到奇葩级别的也就赵构，实际上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平时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所以年底发点东西意思意思就算是过去了，官员们的工资结构名目繁多，比如俸禄，米，职钱（身兼数职，兼多少份差事，就给多少份钱），职田（按品阶赐给官员的土地，谷物归己），汤茶钱，差旅费等等非常多，所以即便是做到了宰相、枢密使，甚至封王每人也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明朝，穷就一个字，我只说一百次。过节费皇帝不出，都由地方上解决，咋办呢，巧立名目呗，孝敬京官那就是炭费，大概意思就是现如今的煤火费、取暖费什么的，信封装上，收多少心知肚明，一般都是几十几百两，上千两的也有，其实炭费也就意思意思，该孝敬的平时就给了，未必等春节。明朝贪腐比较严重，不贪腐基本上没法生存，当然也有不贪污的，但极少，比如海瑞，家里就那几口人，怎么将就都能活着，买次猪肉都能惊动胡宗宪，会议也暂时中断了，一堆朝廷大员啧啧称奇。清朝，以乾隆、嘉庆朝为例：“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私下赏赐的不计，年终奖性质的荷包以蒙古亲王的“成色”最足，荷包一般都是大中小分列，品阶越高价值也就越高，论贪腐大清比大明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好在清朝官员有“养廉银”，一般为工资的10-100倍，不贪腐也足够活下去，“冰敬”、“炭敬”算是现在的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也是下面孝敬的。至于文初的康熙赏福字，那也不是谁都能有的，虽然只是一张纸，但因是皇帝的墨宝，又是嘉许方式之一，所以堪称无上荣耀“敬业福”。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因人而异吧，比如康熙发福字，乾隆发荷包......打欠条的也有，宋高宗玉玺盖白条，忒经典了：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大臣们：剩下的呢，明年兑现？宋高宗：哼哼~~o(￣ヘ￣o＃)会不会有极个别的朋友对不上号哪个是赵构？见下图：比如汉朝，称之为腊赐，顾名思义，腊月里的赏赐，也可以说是过节费，红包，奖金。钱、粮、牛肉等等，采办什么就发什么，基本上奖金能抵一年工资：《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宋朝抠门到奇葩级别的也就赵构，实际上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平时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所以年底发点东西意思意思就算是过去了，官员们的工资结构名目繁多，比如俸禄，米，职钱（身兼数职，兼多少份差事，就给多少份钱），职田（按品阶赐给官员的土地，谷物归己），汤茶钱，差旅费等等非常多，所以即便是做到了宰相、枢密使，甚至封王每人也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明朝，穷就一个字，我只说一百次。过节费皇帝不出，都由地方上解决，咋办呢，巧立名目呗，孝敬京官那就是炭费，大概意思就是现如今的煤火费、取暖费什么的，信封装上，收多少心知肚明，一般都是几十几百两，上千两的也有，其实炭费也就意思意思，该孝敬的平时就给了，未必等春节。明朝贪腐比较严重，不贪腐基本上没法生存，当然也有不贪污的，但极少，比如海瑞，家里就那几口人，怎么将就都能活着，买次猪肉都能惊动胡宗宪，会议也暂时中断了，一堆朝廷大员啧啧称奇。清朝，以乾隆、嘉庆朝为例：“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私下赏赐的不计，年终奖性质的荷包以蒙古亲王的“成色”最足，荷包一般都是大中小分列，品阶越高价值也就越高，论贪腐大清比大明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好在清朝官员有“养廉银”，一般为工资的10-100倍，不贪腐也足够活下去，“冰敬”、“炭敬”算是现在的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也是下面孝敬的。至于文初的康熙赏福字，那也不是谁都能有的，虽然只是一张纸，但因是皇帝的墨宝，又是嘉许方式之一，所以堪称无上荣耀“敬业福”。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先说官服的制作。官服作为官员的制式服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由朝廷“赏赐”才行。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还“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可是，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于是，就需要提前“量体裁衣”。朝廷让“织造府”这样的机构提前派人测量身材。只要做一次衣服，就有身材数据了。之后再有升迁，需要衣服，直接领取就行了。当然，对于那些来不及测量身材的新晋官员，也不用着急。因为，古人也有“身份证”。古人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有“印结”，用来验证身份。上面对本人的身材（身高、肥瘦）和样貌有简单描述。所以，朝廷也是知道他的大概身材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衣服。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合适，但是，也不至于差太多。再说清朝官服的事。清朝官员的衣服大都由官员自己找裁缝制作，朝廷只发给衣料、装饰物和相应品级的“补子”。官员拿着这些东西，自己找裁缝“量体裁衣”。这里的“补子”是百分之百不能改动的，任何私人不得制作“补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发挥。有钱的官员，自己用上好的绸缎做官服。没钱的，就是朝廷发的布料；有破损的话，就要自己买布料重新修补了---打补丁。总之，富裕地区的官服，用料都要好很多。所以，官员升迁以后，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接替他的官员，也会自己定制新官服。而官员的旧官服，因为不合现在等级，也不能再穿，只能自己收藏了。当然，如果自己子孙再做同样官职，也是可以拿出来再穿的。（文|勇战王聊历史）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先说官服的制作。官服作为官员的制式服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由朝廷“赏赐”才行。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还“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可是，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于是，就需要提前“量体裁衣”。朝廷让“织造府”这样的机构提前派人测量身材。只要做一次衣服，就有身材数据了。之后再有升迁，需要衣服，直接领取就行了。当然，对于那些来不及测量身材的新晋官员，也不用着急。因为，古人也有“身份证”。古人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有“印结”，用来验证身份。上面对本人的身材（身高、肥瘦）和样貌有简单描述。所以，朝廷也是知道他的大概身材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衣服。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合适，但是，也不至于差太多。再说清朝官服的事。清朝官员的衣服大都由官员自己找裁缝制作，朝廷只发给衣料、装饰物和相应品级的“补子”。官员拿着这些东西，自己找裁缝“量体裁衣”。这里的“补子”是百分之百不能改动的，任何私人不得制作“补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发挥。有钱的官员，自己用上好的绸缎做官服。没钱的，就是朝廷发的布料；有破损的话，就要自己买布料重新修补了---打补丁。总之，富裕地区的官服，用料都要好很多。所以，官员升迁以后，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接替他的官员，也会自己定制新官服。而官员的旧官服，因为不合现在等级，也不能再穿，只能自己收藏了。当然，如果自己子孙再做同样官职，也是可以拿出来再穿的。（文|勇战王聊历史）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先说官服的制作。官服作为官员的制式服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由朝廷“赏赐”才行。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还“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可是，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于是，就需要提前“量体裁衣”。朝廷让“织造府”这样的机构提前派人测量身材。只要做一次衣服，就有身材数据了。之后再有升迁，需要衣服，直接领取就行了。当然，对于那些来不及测量身材的新晋官员，也不用着急。因为，古人也有“身份证”。古人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有“印结”，用来验证身份。上面对本人的身材（身高、肥瘦）和样貌有简单描述。所以，朝廷也是知道他的大概身材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衣服。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合适，但是，也不至于差太多。再说清朝官服的事。清朝官员的衣服大都由官员自己找裁缝制作，朝廷只发给衣料、装饰物和相应品级的“补子”。官员拿着这些东西，自己找裁缝“量体裁衣”。这里的“补子”是百分之百不能改动的，任何私人不得制作“补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发挥。有钱的官员，自己用上好的绸缎做官服。没钱的，就是朝廷发的布料；有破损的话，就要自己买布料重新修补了---打补丁。总之，富裕地区的官服，用料都要好很多。所以，官员升迁以后，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接替他的官员，也会自己定制新官服。而官员的旧官服，因为不合现在等级，也不能再穿，只能自己收藏了。当然，如果自己子孙再做同样官职，也是可以拿出来再穿的。（文|勇战王聊历史）因人而异吧，比如康熙发福字，乾隆发荷包......打欠条的也有，宋高宗玉玺盖白条，忒经典了：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大臣们：剩下的呢，明年兑现？宋高宗：哼哼~~o(￣ヘ￣o＃)会不会有极个别的朋友对不上号哪个是赵构？见下图：比如汉朝，称之为腊赐，顾名思义，腊月里的赏赐，也可以说是过节费，红包，奖金。钱、粮、牛肉等等，采办什么就发什么，基本上奖金能抵一年工资：《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宋朝抠门到奇葩级别的也就赵构，实际上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平时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所以年底发点东西意思意思就算是过去了，官员们的工资结构名目繁多，比如俸禄，米，职钱（身兼数职，兼多少份差事，就给多少份钱），职田（按品阶赐给官员的土地，谷物归己），汤茶钱，差旅费等等非常多，所以即便是做到了宰相、枢密使，甚至封王每人也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明朝，穷就一个字，我只说一百次。过节费皇帝不出，都由地方上解决，咋办呢，巧立名目呗，孝敬京官那就是炭费，大概意思就是现如今的煤火费、取暖费什么的，信封装上，收多少心知肚明，一般都是几十几百两，上千两的也有，其实炭费也就意思意思，该孝敬的平时就给了，未必等春节。明朝贪腐比较严重，不贪腐基本上没法生存，当然也有不贪污的，但极少，比如海瑞，家里就那几口人，怎么将就都能活着，买次猪肉都能惊动胡宗宪，会议也暂时中断了，一堆朝廷大员啧啧称奇。清朝，以乾隆、嘉庆朝为例：“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私下赏赐的不计，年终奖性质的荷包以蒙古亲王的“成色”最足，荷包一般都是大中小分列，品阶越高价值也就越高，论贪腐大清比大明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好在清朝官员有“养廉银”，一般为工资的10-100倍，不贪腐也足够活下去，“冰敬”、“炭敬”算是现在的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也是下面孝敬的。至于文初的康熙赏福字，那也不是谁都能有的，虽然只是一张纸，但因是皇帝的墨宝，又是嘉许方式之一，所以堪称无上荣耀“敬业福”。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先说官服的制作。官服作为官员的制式服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由朝廷“赏赐”才行。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还“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可是，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于是，就需要提前“量体裁衣”。朝廷让“织造府”这样的机构提前派人测量身材。只要做一次衣服，就有身材数据了。之后再有升迁，需要衣服，直接领取就行了。当然，对于那些来不及测量身材的新晋官员，也不用着急。因为，古人也有“身份证”。古人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有“印结”，用来验证身份。上面对本人的身材（身高、肥瘦）和样貌有简单描述。所以，朝廷也是知道他的大概身材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衣服。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合适，但是，也不至于差太多。再说清朝官服的事。清朝官员的衣服大都由官员自己找裁缝制作，朝廷只发给衣料、装饰物和相应品级的“补子”。官员拿着这些东西，自己找裁缝“量体裁衣”。这里的“补子”是百分之百不能改动的，任何私人不得制作“补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发挥。有钱的官员，自己用上好的绸缎做官服。没钱的，就是朝廷发的布料；有破损的话，就要自己买布料重新修补了---打补丁。总之，富裕地区的官服，用料都要好很多。所以，官员升迁以后，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接替他的官员，也会自己定制新官服。而官员的旧官服，因为不合现在等级，也不能再穿，只能自己收藏了。当然，如果自己子孙再做同样官职，也是可以拿出来再穿的。（文|勇战王聊历史）
在一般的印象中“奏折”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但实际上属于清朝独有，始于清朝顺治年间，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废止，仅存在了两百多年。“奏折”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4大类，其中奏事折是禀报国家大事的，剩下的三样全是向皇帝表忠心、拍皇帝马屁用的。1644年清朝入关掌控天下后，除了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财富之外，也继承了明朝的各种政治制度。按照明朝旧制，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情，公事就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是题本和奏本从下级官员送到皇帝手中要经过通政使司、内阁等部门，一方面是过程过于繁琐，刚入关的满族权贵有些玩不转；另一方面是不利于保密，所以就有了“奏折”。从顺治朝到雍正初年，“奏折”并不属于正式的官方文书，没有固定的传递方式以及书写格式，只要获得皇帝特许，上到文武百官、士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和尚道士就都可以给皇帝写“奏折”，在当时“奏折”是清朝皇帝秘密了解天下事的途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朝的曹寅，表面上是江宁织造，实际上是康熙安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经常给康熙写“奏折”。要说将“奏折”制度化的人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雍正皇帝和张廷玉。1722年，遵照康熙皇帝遗诏，四阿哥胤禛继位登基，这就是雍正。虽然雍正成了皇帝，但是在皇子时代雍正手下的官员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刚登基的雍正处处受到自己兄弟的孤立，国事的上传下达出现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提出将“奏折”制度化。“奏折”制度化后，首先是去掉了上情下达的中间环节，“奏折”在写奏折的人和皇帝、皇帝亲信之间直接传递，少了很多掣肘或欺瞒；其次朝廷大事全通过“奏折”进行下达和讨论，比如雍正朝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政策都是雍正通过“奏折”反复磋商后定下来，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八爷党众多党羽对于朝政的控制；最后所有“奏折”传递过程中都用宫中御制的带锁皮匣密封，因此除了皇帝和上奏折的人，没人能知道“奏折”是谁写的、上面写了什么，一切都成了秘密。雍正朝开始“奏折”成为官员专用，督抚以上大员的奏折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一般官员的奏折先送到皇帝指定的亲信大臣手中，也就是后来的军机处，再转交给皇帝。雍正时期“奏折”的制度化可以说将封建皇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的地步，皇权得到极大加强。一方面皇帝的意志可以直接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各级部门，马上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欺上瞒下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全部保密，因此大臣之间可以放心大胆的向皇帝告密，这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全国，臣子只能谨言慎行、忠心办事以免被别人告状。从此清朝皇帝依靠“奏折”监察天下、发号施令，真正将天下事务总归一人处理。在很早以前就有年终奖，最初发年终奖还是在东汉时期。在汉代年终奖被称作腊赐，意思是每年的腊月发年终奖，准备过年的物资，根据官员等级不同发放腊赐，最高可以超过全年的工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其中大将军和三公有20万的钱，据说当时他们的工资才17500钱，这样的年终奖，比工资都多，羡慕，肉类是发放的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还有候是15万，每一个人解决的文武百官都会受到腊赐，连卿都有10万，校尉5万，尚书都能达到3万，侍中还有将和大夫有2万，千石，六百石各7000。宋代的文武百官的年终奖比较少，工资给的比较高，每年的冬至会给他们发年终奖，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以及封王大臣等，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跟东汉时期比起来真的是少的太少了，宋朝的一石是66公升，装米大概是50公斤，面是30公斤，5石面才是150公斤，两石米是100公斤，加起来才值几千块钱而已，但是他们工资能够给到1万贯，是工资加上补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年终奖不算什么，太少了，还不如工资呢。清朝的皇帝都是用荷包赏赐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岁末的时候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荷包里一般情况装有各色的玉石八宝。小荷包里有金银八宝。还有一个小荷包里面装有金银钱四枚，可以说非常丰厚的年终奖。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俸禄很低，他们的年终奖不是朝廷来发的，而是由地方官员，他们来钱的渠道比较多，他们到了冬日的时候，都会以京官购置取暖木炭的名义进行向六部司奉献钱，这也就是官员的年终奖的来源。对于年终奖的渠道，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各个阶级也不太一样，有的衙门通过高利贷的方式赚钱，或者直接哪集资款来经商，投资房产，酒，盐之类的必卖品，这样的经营利润翻倍，因为衙门都是垄断形式，他们还有职权的优势，这样挣来的钱如果赔了就公款冲账，如果赚了就归了自己，还可以向上笑纳，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属在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其实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都是允许向民间放高利贷的，这样可以解决官员的俸禄问题，自己进行创收，朝廷放本钱，官吏们自己研究创收，放贷的期限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年，获得利润之后国家财政会抽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官员自己留下了，这里面就包含了年终奖，挣得多就得的多。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四、结语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清朝能给皇帝直接上奏折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折，一种是密折，专折是正四品道员以上才有资格，密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清朝的知府在乾隆28年以前是正四品，在这之后是从四品，所以知府无论是专折，还是密折，都没有直接上奏皇帝的资格。图为湖广总督杨宗仁向雍正的请安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有单纯的请安，也有先请安再奏事的。而且正四品的道员，雍正时才准许专折奏事，到了嘉庆时才准许有密折奏事，而比道员还低的知府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写奏折只能由督抚转呈皇帝，原因有二，一是知府上级有督、抚、司、道监督，二是全国知府有185个，如果专折，皇帝工作量太大，所以知府和知府以下的官员奏折都要通过上级层层递交到中枢，再择部分呈皇帝，所以很多底层奏折不用到皇帝跟前就被处理了。刘墉的履历，由江苏学政升为太原知府，再升为冀宁道台。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很多事情亲力亲为，手也伸得比较长，所以在雍正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知府，甚至同知，能够和道员一样，有“封章奏事”权，也就是专折权，但乾隆继位后，知府的专折权马上被停止。不过也因时裁设的，比如某地区有粮运、海防、江防、战事等重大事件了，被钦点的知府在时间段内有专奏权。南阳府署，清保存完整南阳知府的官署。也有个例外，清朝的顺天府和奉天府的知府大人是正三品，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顺天府就是首都北京，奉天府是陪都沈阳，两个职位虽是知府，但都位高权重，清朝的三品官印是铜印，但两府独用银印，为了对发祥地的重视，晚清的奉天府曾一度加衔到从二品衔，奏事也无需向督抚转奏，所以这两府的长官无论专折还是密折，都可直通皇帝。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皇帝过新年自然是要给亲人和大臣们“发红包”的。皇帝富有四海，如果连个红包都不发，那也太有损皇帝的尊严了。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皇帝会在除夕之前的几天就会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专门筹办过年的事情。先去奉先殿祭祖，向祖宗们报告一声过年了，请祖宗们放心，国家在自己的手中风调雨顺。其次，在除夕当天，皇帝会举办隆重的家宴，招待儿女和妃子们，顺便邀请一些王公贵族进宫一同用膳。宴会会一直持续到半夜，大家一起守岁，然后众人一起向皇帝行礼，恭祝江山万年不衰。作为打赏，皇帝会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分发给众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大气粗”。然后过了子时，皇帝会稍微休息一会，毕竟四五点钟就会有大臣陆陆续续进宫给皇帝拜年。皇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上，接受臣僚的祝贺。至于赏赐些什么东西，就要看皇帝的个人爱好了。就比如康熙皇帝，他热爱书法，喜欢把自己写的“福”赐给臣下，大臣们也如获至宝，纷纷把皇帝赐的福精心装裱起来拿回家供奉，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后代。皇帝过大年，会分发各种不同的“红包”，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我是亮仔，关注亮仔学史，共同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上行文书。所谓的上行文书，就是大臣们向上奏报的文书，为什么说是特有呢？因为这种东西是清朝的皇帝发明的。第一，密折的来源与用途奏折又叫密折，与清朝之前的题本、奏本等等均不相同，因为它是秘密上奏的，大臣将奏折写好之后，放在一个小匣子里，由皇帝亲自将小匣子打开阅览，不能假手于他人。这种密折的最大特点就是“单线传播”，即只有上密折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所奏内容，其他人是不能知道的。密折在康熙朝之时便有了，但并未形成制度，真正开始大范围实行是在雍正朝之时。雍正朝，清代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面对边疆重大军务，政治腐败，权力斗争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居于深宫之内的皇帝很难悉知各方面的事务，为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加强了密折的应用。身处同一地区，或者处理同一事务的大臣，遇到问题之时，需及时向皇帝奏报，同一件事，往往会由两个以上的大臣上奏，这样一来，你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已经奏报了，而且是否与自己奏报的一样，所以也就不能撒谎，只能实事求是的奏报，密折的最大用处就是这个了。而且还可以秘密参奏他人，而其他人也不知道是你奏的。所以密折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第二，密折处理的程序那么密折上呈给皇上之后，皇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雍正朝之时，密折都留中了。所谓的留中，就是留在宫里，没有外发，所以大臣们手中几乎是没有奏折的，所有的奏折几乎都在宫中。大臣们上完奏折之后，最初对于重要的事务皇上要用红笔在文中或者文后写下看法，称之为“朱批”，发给上奏的大臣看，大臣们看完之后，要表态，或者继续说明事务处理的想法，或者表示谢恩，再另写一份折子，并将这个有朱批的一同寄给皇上，由皇上保存下来。军机处建立之后，对于部分大臣上奏的关于西北军务等重大的事务，皇上会下发给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将重大事务抄录下来，加以保存，这种奏折就称之为军机处录副。（军机处录副）第三，密折的作用如果皇上看到了所上奏的某事很气愤，往往也会将奏折给心腹大臣看一看，发一发牢骚。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分享一下。但大臣之间的互相参奏，一般是不能够泄露的，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可以参奏另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不可以用密折合谋参奏一个人，这样便会有朋党的嫌疑。在乾隆朝就发生了仲永檀密折泄露案，闹得沸沸扬扬，仲永檀还因此获罪。密折，是大臣向皇帝表忠心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大臣都有具折权。一般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当然也不乏一部分特别的官员有上奏的权力。密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经常在奏折中关心他的宠臣，也会向他们发发牢骚，表示想念云云；同时，密折也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对于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判断。但密折的问题也在于信息太集中，如果当政的是明君，或者有能力的君主，可以通过密折提高办事效率，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如果是个昏君，或者外强中干之人，则是密折便仿佛定时炸弹一般了。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先说官服的制作。官服作为官员的制式服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由朝廷“赏赐”才行。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还“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可是，每个人的身材是不一样的。于是，就需要提前“量体裁衣”。朝廷让“织造府”这样的机构提前派人测量身材。只要做一次衣服，就有身材数据了。之后再有升迁，需要衣服，直接领取就行了。当然，对于那些来不及测量身材的新晋官员，也不用着急。因为，古人也有“身份证”。古人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有“印结”，用来验证身份。上面对本人的身材（身高、肥瘦）和样貌有简单描述。所以，朝廷也是知道他的大概身材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衣服。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合适，但是，也不至于差太多。再说清朝官服的事。清朝官员的衣服大都由官员自己找裁缝制作，朝廷只发给衣料、装饰物和相应品级的“补子”。官员拿着这些东西，自己找裁缝“量体裁衣”。这里的“补子”是百分之百不能改动的，任何私人不得制作“补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发挥。有钱的官员，自己用上好的绸缎做官服。没钱的，就是朝廷发的布料；有破损的话，就要自己买布料重新修补了---打补丁。总之，富裕地区的官服，用料都要好很多。所以，官员升迁以后，旧官服自己留着就行了。接替他的官员，也会自己定制新官服。而官员的旧官服，因为不合现在等级，也不能再穿，只能自己收藏了。当然，如果自己子孙再做同样官职，也是可以拿出来再穿的。（文|勇战王聊历史）因人而异吧，比如康熙发福字，乾隆发荷包......打欠条的也有，宋高宗玉玺盖白条，忒经典了：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大臣们：剩下的呢，明年兑现？宋高宗：哼哼~~o(￣ヘ￣o＃)会不会有极个别的朋友对不上号哪个是赵构？见下图：比如汉朝，称之为腊赐，顾名思义，腊月里的赏赐，也可以说是过节费，红包，奖金。钱、粮、牛肉等等，采办什么就发什么，基本上奖金能抵一年工资：《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宋朝抠门到奇葩级别的也就赵构，实际上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平时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所以年底发点东西意思意思就算是过去了，官员们的工资结构名目繁多，比如俸禄，米，职钱（身兼数职，兼多少份差事，就给多少份钱），职田（按品阶赐给官员的土地，谷物归己），汤茶钱，差旅费等等非常多，所以即便是做到了宰相、枢密使，甚至封王每人也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明朝，穷就一个字，我只说一百次。过节费皇帝不出，都由地方上解决，咋办呢，巧立名目呗，孝敬京官那就是炭费，大概意思就是现如今的煤火费、取暖费什么的，信封装上，收多少心知肚明，一般都是几十几百两，上千两的也有，其实炭费也就意思意思，该孝敬的平时就给了，未必等春节。明朝贪腐比较严重，不贪腐基本上没法生存，当然也有不贪污的，但极少，比如海瑞，家里就那几口人，怎么将就都能活着，买次猪肉都能惊动胡宗宪，会议也暂时中断了，一堆朝廷大员啧啧称奇。清朝，以乾隆、嘉庆朝为例：“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私下赏赐的不计，年终奖性质的荷包以蒙古亲王的“成色”最足，荷包一般都是大中小分列，品阶越高价值也就越高，论贪腐大清比大明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好在清朝官员有“养廉银”，一般为工资的10-100倍，不贪腐也足够活下去，“冰敬”、“炭敬”算是现在的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也是下面孝敬的。至于文初的康熙赏福字，那也不是谁都能有的，虽然只是一张纸，但因是皇帝的墨宝，又是嘉许方式之一，所以堪称无上荣耀“敬业福”。

5，清朝过年帝王一般都会赏些什么东西给大臣作为年终奖励

清代帝王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每逢春节时，都喜欢御笔书写“福”字，然后赏赐给自己喜欢的大臣，以表彰大臣为国尽忠的功劳，得到御赐“福”字的大臣都受宠若惊，觉得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再怎么努力都不亏了。有人会问了，都有哪些皇帝喜欢赐“福”呢？别着急，小编这就给您揭秘。谈到康熙皇帝，我们就不得不说一幅“福”字，这幅“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是康熙皇帝御笔书写。康熙时代的清朝，百废待兴正在稳步的蒸蒸日上，众多的将士们都奋斗在戍边立功的第一线上，这让康熙非常感动。每逢春节，康熙总是会在御书房亲笔写下很多的“福”字，来赏赐这些将士，用来表彰他们的忠孝仁勇。这种“爱国福”倍受欢迎，有的大臣甚至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得到康熙爷的御赐“福”。同时，雍正皇帝又为孔家后裔写了“钦承圣绪”、颜家后裔写了“四箴常凛”、曾家后裔写了“省身念祖”以及“六艺世家”、“门中孝行”等。类似的额匾额实在太多，不能一一举例。但是雍正手书最为著名的还是悬挂在军机处的“一堂和气”，不但用笔精妙，匾文的意思也是极佳的。雍正皇帝在年终时又有御赐大臣春联与福字的习惯，他曾经给宠臣张廷玉写过“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春联，也为鄂尔泰书写过“岁岁平安节，年年如意春”的红贴，以作为新春的祝福。张廷玉自从得到雍正的御赐春联后，每年春节都会张贴在自家的门口，从不更换，前来拜年的达官显要，只要进门都会毕恭毕敬地瞻仰圣上书法。鄂尔泰则是将雍正御赐春联摹刻悬挂于云贵总督署的大堂，以示敬重。此外，清朝的皇帝们还会给军机大臣、皇子皇孙、后宫嫔妃以及太监宫女们发一个精美的辞岁荷包，荷包里通常放着一个五钱的银锞子。皇帝本人也会收到来自皇太后的荷包，上面绣着“岁岁平安”，里面装着金银钱、金银锞、金银八宝各一个，口部还会有一个刻着吉祥话的金如意。清朝皇帝除了会发春节红包之外，有时也会给外戚一些恩典。《红楼梦》十八回元妃省亲时，贾母就得到了金、玉如意各一柄、一根沉香拐拄、一串伽楠念珠以及若干宫缎、宫绸等物品。贾敬、贾赦、贾政等人则得到了新书、宝墨等物品，贾兰则得到了两个项圈和两对金银锞。这些都是皇帝赏赐给贾府众人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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