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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会的亲历者中只有董必武也身处延安，经过共同回忆，两人只能确定会议是在7月份召开的，于是便暂时议定“7月1日”作为建党节。到了1981年时，为了纪念建党6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权威编写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为了振奋全党和全国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央决定逆势而上，隆重庆祝自己建党20周年。

中国共产党诞辰日为什么是7月1日呢？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陈潭秋、陈公博、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一共有13人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参加了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局。其中，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委员，李达担任宣传委员。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但是，在1938年5月时，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其中却提到这样一句: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那么问题来了，明明是7月23日召开的一大，毛主席为何要将7月1日作为党的纪念日？原来，由于长期遭受白色恐怖的统治，当年参会的13人随时都有暴露和被捕的危险，会议一度被迫中断，后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才召开完毕。

而且，每个人都兼顾着其它的繁杂工作，并没有形成书面的正式记载。以至于，在1938年创作《论持久战》时，毛主席实在记不起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当时，参会的亲历者中只有董必武也身处延安，经过共同回忆，两人只能确定会议是在7月份召开的，于是便暂时议定“7月1日”作为建党节。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

从此以后，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强力攻势，转而采取了“拉拢诱降”之策，希望能促使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投降。受此影响，蒋介石当局也逐渐由“积极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加大了对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封锁力度。甚至于，国民政府还在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得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日军也在加强扫荡，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

在这种内外交迫下，我党和我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振奋全党和全国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央决定逆势而上，隆重庆祝自己建党20周年。1941年6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和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并向全党下发。其中，他明确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今年“七七”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四周年。

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登出特刊或者特辑。此外，中央宣传部门还要求在党内外都要积极造势，借机向所有人宣传自己的革命路线和抗日主张。其中提到:深入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根据中央的系列指示精神，无论是延安还是各个根据地，都在1941年7月1日前后开展了大张旗鼓和形式多样的纪念庆祝活动，将“7月1日”深入人心。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都记住了这个建党日，尽管它只是暂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掌握政权的执政党，理应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哪一天成立的。为此，中共党史研究室受命对此展开详细的调查和分析。1957年1月，苏共中央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许多珍贵档案移交回中国。在这些档案中，就有6份资料与中共一大密切相关，基本上推测出了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根据俄文翻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明确记载:大会原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陆续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就开幕了。无独有偶，国内的党史研究者也通过搜集的一系列资料，考证出“一大”的开幕时间在7月23日。

这个结论，相当于为苏共提供的历史资料做出了佐证，因此颇具说服力。到了1981年时，为了纪念建党6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权威编写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其中，第一次明确写明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不过，此时距离“7月1日”首次被提出时，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在此期间，所有人都已经接受了“七一”作为党的生日，“七一”作为建党日。